另一方面，从当时中原人士对楚人的评价来看，也可发现楚与诸夏的高度融合。《左传·庄公十九年》载，楚文王亲征巴人，败绩，“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左氏论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因郑贰于晋而围克之，郑襄公肉袒谢罪。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遂与郑平。晋士会论曰：“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左传·成公九年》载，郑俘楚郧公钟仪，献诸晋，囚二年，晋景公见而与之语，以告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遂释之以合晋楚之成。《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左氏因论曰：“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18，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二十七年，有灾异现，占当王身，若萗则可移于臣下，昭王不萗。其先昭王有疾，大夫请祭河，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亦不祭。孔子因而赞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凡此种种，足以表明诸夏并不异视楚人。

楚文化不外于诸夏，从当时学术流布的情况也可窥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十月丙申，……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这无疑是姬周文化南流的一次重大事件。如果说王子朝所携典籍一般而言会被楚人封于秘府、守于王官的话，那么稍后孔子从其弟子游居陈、蔡、叶之间达三四年，则肯定对楚国朝野造成了很大影响19，七十子之徒中颛孙师、公孙龙、任不齐、公良儒、秦商等陈、楚籍人士或许就有于此时从学于孔子者，而名不见经传的从学者应该更多。孔子卒后，门人颛孙师、澹台灭明分居陈、楚，或“为师傅卿相”，或“友教士大夫”20。七十子后学中卓然成家的陈、楚士人也还有馯臂子弘、世硕、陈良等等。

综上所述，楚与中原文化接近或相融的文献记载确实丰富而且充分。但是，由于文献中也确实存在着关于楚人独特风俗的记载，如“乐操土风”之类，特别是由于形制风格别致的楚器物的不断发现，致使主“分”论者在较长时期拥有强硬的理据去怀疑或别解关于楚与中原文化接近或相融的文献记载。然而，在判断一种文化的基本性质时，属于小传统的风俗以及属于物质文化的器物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关键在于精英阶层的作为大传统的精神文化的内容，这既是文化学的一个原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过的思想；何况具体到构成成分十分复杂的楚国社会成员来说，哪些风俗和器物是由楚人生成和创制的，哪些是原居土著本来拥有的，哪些又是后来融入楚国的诸蛮带来的，等等，应该加以更加精细的分析，而不应一概系于“楚人”。

当然，仅仅依据一般性理论和推想并不足以挑战在楚文化史学界占据强势的主“分”说，因此，作为从楚文化时空阈界中遗存至今的实物形态的精英文化文献，郭店楚简对于重新审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便具有了崭新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

郭店楚简的意义，如上所说，突出表现在它是实物形态的精英文化文献。它以儒道两家文献并存方式的存在以及它所包含的儒道两家文献（特别是道家文献）中所具有的世不经见的内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力量，直接证明了楚人的文化归依、原始儒道两家的关系以及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历史状况。具体论说如下。

其一，郭店儒家简十一题十四篇（其中《语丛一》、《语丛四》掺杂道家学说），便有《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以及《语丛二》等七篇以心性论为主要内容，其余《缁衣》、《鲁穆公问子思》、《尊德义》、《六德》诸篇也都于政治训诫之中体现出求其在己的主体修养思想倾向。由此可以推断郭店儒家简为子思或世硕一系的著作21，进而可以推断楚人是稍有滞后但大致同步地接受中原文化成果的，即子思学说形成之后未经太久的间隔便已传至楚地，或至硕承儒学成家后其学说迅速在楚地播散22。进而基于郭店儒家简中可能含有楚人世硕的著作的推断，似乎可以说，儒家心性之学存在着“北（子）思南（世）硕”的学术双线；再联系到荀卿居楚兰陵而著书三十二篇的记载，则儒家内圣外王两大学脉均有楚人以及宦楚学者的创造性贡献，而不仅仅是楚人单向接受中原儒学成果而已。复参以春秋及其以前楚人多据儒家（包括其前源思想）伦理政治论立说（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以及战国屈原《离骚》中充斥“内美”、“修能”、“信姱”、“练要”、“余情其信芳”、“好修以为常”一类涉及心性修养的词句来看，似可窥见楚人相随中原文化以俱进的步履23。所有这些，至少可以证明上述楚人熟稔并积极依据儒家思想立论的文献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其二，将郭店楚简所含道家《老子》三篇与马王堆帛书本及通行王弼本相较，其中贵弱伐强、视素保朴、少私寡欲、处卑安下、知足不争、无为无执、致虚守静、和光同尘以及难易相成、高下相盈和道为天下母之类人生论、方法论、本体论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但简本不如帛本和王本那样在社会政治层面激烈反对仁义孝慈一类儒家价值观，有人甚至认为简本根本就不与儒家价值观有任何对立24。据考证，简本《老子》早于帛本和王本，且较好地保持了作品的原创性25；有人断定“简本是一个原始传本”，并且“简本优于今本”26。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看法，即道家作为一个区别于儒家学说、拥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派，是一脉相承地存在的，其前源可以追溯到鬻熊，将它认作楚人特有的学说或楚文化的精髓亦未为不可；但是道家激烈反儒的倾向却不是鬻熊到老子就具有的，而属于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后世道家所附益的部分”27。这样，郭店道家简便为原始儒道两家“和平共处”的关系提供了实证，从而为解开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些谜结——诸如被视为“道家的先驱”的鬻熊以及作为原始道家思想集大成的老子何以能在以儒家思想为社会政治指导理论的中原王室任职，孔子何以会向老子问“礼”并且赞誉“老子其犹龙邪”28，孟子何以对并未直接反儒而只是独标异论以与儒家抗衡的杨、墨加以猛烈抨击却无一言批评老子，等等——提供了契机。

其三，郭店楚简儒道两家文献共存（同时也必然被共用）的事实，基本上辩驳了一般所认为的以道家学说为精髓的楚文化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迟至秦汉大一统之后方才融合的观点29，而证明了这种融合在战国时期业已实现30。基于这一有力的支点，并考虑到文化融合或发展所必需的历史过程，复参以鬻熊以降楚人对中原文化相当熟稔和积极运用的大量文献例证（本文第二部分所引述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理由将楚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上限大大前溯，甚至可以考虑这一上限是否存在，或者说，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究竟是一般所认为的由异源而趋于同流，还是本来就属同源，只不过因地域、民俗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郭店楚简的意义阈是相当广阔的，其实物价值与文献价值都是极高的。陈来先生因此提出了“荆门时代”的说法31。杜维明先生、庞朴先生都认为，郭店楚简的面世必将导致中国哲学史和学术史的改写32。具体到楚文化史研究领域，郭店楚简的面世也应该引起有关学者对以往观点和成说的重新审视乃至修正，这正是这批极其珍贵的地下文献的文化史意义之所在。

注释：

1.参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庞朴《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均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导言；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年11月版）中篇第五章；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一章第六节。这几家观点在楚文化史研究领域颇具代表性。

3.郭齐勇：《郭店儒家简的意义与价值》，载《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5.13.《史记·楚世家》

6.《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引《世本》

7．《史记·秦本纪》

8．《山海经·大荒北经》

9．《文心雕龙·辨骚》

10．《礼记·经解》

11．《左传·成公四年》载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杜注：“与鲁异姓。”可见季文子仅在不与诸姬同姓这一意义上称楚“非吾族”，准此则姚、姒、子诸姓均在排斥之列，而不独 姓。

12.《左传·成公十六年》

14．《国语·楚语上》

15．《左传·定公四年》

16．《鬻子》的道家思想主要见于《列子·黄帝》，其儒家成分则多见于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及《大政》。

17．《左传·昭公十二年》及孔颖达疏

18．“君薨不忘增其名”指楚共王三十一年临终时，因“亡师于鄢以辱社稷”而自请谥为“灵若厉”，大夫拟从之。子囊力排众议曰：“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卒谥曰“共”（《左传》襄公十三年）。这条材料亦可作为楚属诸夏一例。

19．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居陈蔡时，楚昭王屡欲聘而封之，皆因阻沮于陈蔡大夫和楚令尹子西而未果。

20．参见《史记·儒林列传》

21．关于郭店儒简与子思相关，许多学者业已论及；而关于郭店儒简与世硕的关系，则以丁四新博士学位论文《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所论较为精详。

22．子思为孔子孙，世硕为七十子弟子，均当战国前期。而郭店一号墓，据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97年第7期）考定，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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