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郭店楚简面世之前，由于出土楚器物的独特性以及传统上认为的楚人精神文化别成一家，加以文献中某些楚“不与中国”的记载，导致楚文化史学界形成了楚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强势观点。基于这一观点，楚文化史学界对文献中同样存在的楚人依中原文化立论以及中原文化在楚地流布的记载加以忽视或别解。在此学术背景下，郭店楚简的面世以及其中儒道两家文献并存、两家文献中都含有世不经见的内容的基本事实，对于重新审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观点具有崭新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郭店楚简；文化史；楚文化；中原文化
郭店一号楚墓儒道简“和平共处”的事实以及这些文献作为楚怀王东宫之师用以自诵并教授太子的典册的推断1，基本上辨驳了楚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强势观点，即：以道家学说为精髓的楚文化与以儒家学说（包括其前源）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是分流甚至对立的两个文化支系2。郭齐勇先生指出：“郭店楚简及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它的初步研究成果昭示：原始儒道两家的关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对立；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而深入得多；楚国精英文化思想之主调并非只有一家，至少是儒道两家；六经之学及《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的传统并非只是中原士人的专利……儒家（包括南方之儒者的创造）颇为楚国治世者和知识精英所倚重，成为治国安民之重要方略。”3本文拟循此思路，从比较宽泛的角度，对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揭示郭店楚简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所具的特殊意义。
在此拟对楚文化以及作为其主体的楚人（楚族）加以定义。关于楚文化的时空范畴，楚文化史学界通常将其界定在自传说时代的楚始祖（颛顼）以迄楚王负刍五年（前223年）楚灭于秦这一时段内以荆雎之间为发祥地而扩及今鄂、湘、豫、皖、川、陕、黔、鲁、苏、浙之全部或部分地区的四维阈界之中，本文同意这一界定；而关于楚文化的内涵，本文则在大文化范畴的基础上，以集中反映文化之基本性质的精神文化作为主要立论对象，因此对于器物和制度文化基本不予涉及，除引述驳论理据之外。关于楚人（楚族）的概念，宽泛地说，包括楚王族、贵族、众庶、原居土著、被楚灭国的蛮夷和诸夏臣民等等，其中楚王族、贵族以及与之具有同源关系的众庶无疑是精英性质的、精神形态的、作为主流的楚文化的主体。本文所称“楚人（楚族）”一般即指这几个群体，而泛指则用“楚国社会成员”一称。
一
应当承认，在郭店楚简面世之前，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楚文化史学界将楚文化认定为与中原文化分流乃至对立的文化支系，确实有其理据。
从楚人族源方面看，尽管《史记·楚世家》等史籍追溯其“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将其始源归于黄帝系统，又记载其祖先如重黎、吴回以及鬻熊、熊绎曾分别为帝喾高辛、周文王和周成王等中原王朝的王官，但熊绎于周成王时被封于楚蛮，“辟在荆山”，杂处于苗、越、巴、濮之间的史实，致使楚人往往认同于蛮夷。周夷王时，熊渠公然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4 周桓王时，熊通伐“汉阳诸姬”之首随国，通过随侯要挟周王室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5凡此种种，无疑给人以楚与诸夏种族别异的印象。更有甚者，史籍中有“越为 姓，与楚同祖”6、“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7 “颛顼生欢头，欢头生苗民”8 一类记载，将楚与越、秦、苗等蛮狄族群混为同祖同族，这当然更加强了楚属蛮夷的印象。
从器物和制度方面看，楚文化的特点确实十分鲜明。陶器如不同于“殷式鬲”和“周式鬲”而自成一系的“楚式鬲”；青铜器如以于鼎和升鼎为代表的“楚式鼎”，楚式“四山镜”；木雕漆器如鸳鸯豆、虎座凤架鼓；服饰如与诸夏迥别的“南冠”、短衣；建筑如有明显南方风格的台榭，等等，都显然区别于诸夏器物的形制风格。制度方面，楚以里社占田制区别于姬周的井田制，以令尹、莫敖、司败等职称区别于中原诸国的相、将、司寇等官名，以官等为封邑标准而不设爵秩，丧葬礼器用偶数而与诸夏用奇数相反，等等，也都显示出楚国的个性。
从精神文化方面看，表现楚国社会成员心理及其观念的习俗和崇拜也比较特殊。楚国社会成员色尚赤，方位尚东，尊序尚左，与诸夏多尚黄、尚中、尚右的习俗显然有别。楚国社会成员始终有“信巫鬼，重淫祀”之风，与西周以降中原理性精神的逐渐高扬也颇相径庭。楚国社会成员葬俗多用镇墓兽，这是诸夏所少见的。对于自然对象，楚国社会成员拜日、崇火、尊凤而贬龙、贱虎；在超自然世界中，楚国社会成员尊立了由东皇太一为主神，包括东君、云中君、风伯、雨师、河伯、山鬼、司命、殇鬼、地宇、土伯、东城夫人等“作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生万事万物的独特的神鬼系统，这些也都是很不同于诸夏崇拜观念的。
除了一般习俗和崇拜之外，楚国的精英文化也卓然成家，其代表有“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9、在美学形态上与“三百篇”体现的“温柔敦厚诗教”10大异其趣的屈骚，以及由鬻熊、老子所创立的法自然、尚柔弱、主无为从而与重人伦、贵刚健、求进取的中原儒家传统适相反对的道家学说。
基于上述族源、器物、制度、习俗、崇拜乃至精英文化的别异性和独特性，不难理解楚文化史学界何以基本一致地强调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分”而否认其“合”。主“分”论者的所有理据中，最有力的是出土楚器物，据此，他们对于文献中有关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分的记载加以印证，用“二重证据”证明其“分”，而对楚与中原文化接近或相融的记载则加以忽视或别解，由此形成了主“分”说在楚文化史学界的强。
二
但是，文献中关于楚与中原文化接近或相融的记载确实存在，而且相当丰富。
在此拟首先对楚族族源问题加以说明。如上所述，关于楚族来源，史籍中既有将其归于黄帝系统者，又有将其视为与越、秦、苗等蛮狄同祖者，诸说并存，纠缠抵牾。事实上，迄今为止，各种说法都不过是恍惚的史影，或者根本就是无稽的传说，虽不能断然归于向壁虚构，但也实在不足以信凭，因此，比较妥当的办法还是阙疑，既不将楚源断同于诸夏，也不将其断同于蛮夷，从而也就不从族源角度来判断楚文化的性质，而着眼于它在文物和文献中所表现的实际形态的内容。
文献所载可以信凭的涉及楚与中原交往的资料可能以《诗·商颂·殷武》为早。诗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笺云：“维女楚国，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汤之时，乃氏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责楚之义：女乃远夷之不如！”据此可知，殷高宗武丁之世，楚为附庸，居处荆州，并被殷人有所区别于夷狄。
鬻熊以降，楚世系趋于绵密，楚族进入历史时期，与诸夏之间各种形式的交往，史不绝书。其荦荦大者如：周文王时，楚先祖鬻熊往归之；周桓王十四年，熊通伐随，“欲以观中国之政”；周惠王六年，楚成王“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二十一年，楚与齐桓公盟；周襄王十三年，楚成王于盂之会执辱宋襄公；次年泓之战，楚致宋襄公败死；又次年，楚成王以诸侯礼飨晋公子重耳；周襄王十九年，楚纳齐桓公七子尽以为上大夫；周定王元年，楚庄王观兵周郊，问鼎大小轻重。楚国自熊绎至负刍800百年间，灭国60有余，其中姬、姜、妫、姒、子等诸夏国家近20个。在如此频繁密切而且往往激烈冲突的政治军事交往中，楚在文化方面与诸夏的融合十分深入，以致除偶尔听到楚王主要出于政治策略而自称“蛮夷”以及个别诸夏国家在十分狭隘的意义上称楚为“非吾族”11之外，在文献所反映的楚人文化心理中，几乎难以觉察楚与诸夏的差异。
《左传》一书记载楚史相当详尽，不妨从中勾稽若干条以证上说。
鲁釐公六年，许僖公俱楚，“面缚衔壁，大夫衰絰，士舆榇”，以见楚成王。成王询诸大夫缝伯，逢伯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于是“楚子从之”。
鲁釐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流亡过楚，令尹子玉畏其志大，劝成王杀之，成王说：“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座卒礼送至秦。五年之后，楚晋两军遇于城濮，战前，成王诫子玉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阴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鲁宣公四年，楚庄王灭若敖氏。若敖子孙箴尹克黄适奉使于齐，及宋闻乱，人或劝其不可返国，克黄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
鲁宣公十二年，楚晋战于邲，楚捷，楚将潘党劝庄王收晋尸以为京观，庄王藉此发表了一番十分崇高的战争哲学论：“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这便是著名的“武有七德”之论。无独有偶，楚人申叔时亦有一番战争谠论：“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12诸如此类，不遑枚举，在反映了楚人深谙华夏统绪、熟稔并服膺中原道德准则，而毫不隔膜于诸夏文化。
在趋归于诸夏的同时，楚人又常常将自己区别于蛮夷并表现出对于蛮夷的贬斥态度。楚武王三十七年，熊通因周王室不肯尊其号，怒而伐其功曰：“（周）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就凭征服蛮夷之功，熊通“乃自立为武王”13。楚庄王时，太子师傅士 说过：“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 14楚昭王十年，吴军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师，说秦哀公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15这些都与熊渠及熊通自称“蛮夷”的口气迥乎其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传统上被认作楚学宗祖以及文献中从未载明其北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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