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在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读解论语的情况一样麽？既一样又不一样。在读者的态度、动机、选择方向等内外实践层次上，二者可说一样。但在情志信仰和知识、社会的相互关系方面，则非常不一样。古人的理智属常识层次，今人的理智受支配于广义的现代科学。因此在知、情、意三者的内容及其互动关系上，古今论语读者非常不同。古人学术知识背景为经史子集，今人思想、知识、学术背景，在内容和结构上，都与前者在“质”、“量”两方面大有区别。古人对论语之信仰是在当时社会文化中自然发生的，与古代环境融洽一致；今人之论语信仰反而须经过复杂的认知和体验之迂回才能形成和确立。与前科学时代之古人不同，今人须先解决一个知识和信仰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读了康德、胡塞尔反而会返回前现代世界的信仰体系？不是出于宗教性的“信在思先”；而是出于知识性的“理须如是”。因此，今人的论语信仰，须是具有坚实知识论根据的，而这个知识论不可能再以中世纪时代之中外形上学为基础了。于是，今人的论语读解法也就倒了过来：须在评判现代知识论之后；须在转归人类伦理经验的基本层次之后；这也一定是一个“理在信先”的过程。生于今世，读者当然仍可通过主观上“划地自封”的方式（如寄生于专业领域），在主观想象中按照古人方式人为地规定个人当前的知识结构。半个世纪来兴盛于海外的学术与信仰的复古主义，本质上乃源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普遍欠缺精神勇力；畏惧和逃避当前真实社会和知识的严重挑战；希图通过简单“话语复古”方式自瞒自欺，因此其貌似激烈的信仰“话头”是不真实的；是朝向于各种个人实利追求目的的。（古人云，汉代经学乃“利禄使然”；我们更可以说：“于今为烈”）这类“色厉内荏”的生存态度，本质上是违背孔子精神本质和仁学生存方向的。“用孔违孔”乃半个世纪来海外儒学的基本特征。大陆今起跟随，以为先进。不知我们“炎黄子孙”何以求物利勇猛、求精神怯弱而一至于是。

(  论 语 随 想-4)

 （5）      我 们 为 何 要 尊 信 孔 子？

今人尊信孔子思想只应有一个理由：根据“今日经验”读解《论语》后发觉其伦理学具有全面、丰富的时代性，故认为仍可或仍应为今人所继承。换言之，我们是根据普遍理性来重新确认论语的普适价值的。因此信仰的形成绝对不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如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民族“圣人”，所以我们必须视之为“精 神 始 祖 ”。我们今日尊信孔子，不是因为他曾是中华精神始祖，更非因为他曾是儒教教主， 也不是 因为怕被国人斥责为“数典忘祖”。一方面我们自称相信“礼运”大同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强调在人类世界中“本宗”具有特殊优越性，就不怕自相矛盾麽？现代理性主义主张：理性是人类唯一的信仰标尺；信仰的根据不是血缘上或民族上的“祖宗遗教”。我们是先有现代伦理学理性，然后才起而重建今人对孔子的信仰的。而不是反过来：先有对孔圣人的信仰，然后才有伦理学理性。如果《论语》内容中某部分违背了现代理性，我们当然不必对其再维持信仰。因此今日那些把孔子当作“准民族神”加以崇拜者，把传说中的儒家圣言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绝对真理”者，岂非“封建主义”之残余？孔子及其思想，是供我们读解、体悟和实践的；不是供我们膜拜的。

我们是先在现代社会和知识条件下形成了现代理性能力，然后才据此来重新检视和评判历史信仰形态之得失的。在此理性实践过程之后，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和肯定孔子及其论语。为什么我们要在此分辨《论语》态度形成中之逻辑次序呢？因为我们百年来一致抛弃的封建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曾经是把《论语》当成“圣经”的。一方面，我们既然早已采取了现代化的、炎黄子孙自古以来从没有过的全新生活方向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难道还要接受与所抛弃的制度采取同一意识形态信仰麽？那末问题又在哪里呢？文典的确是同一的，但“读解方式”不同了。所谓“解释学”就是要处理这个古典读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首先是对《论语》“作者”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孔子“身份”的再认识问题。我们的孔子和皇帝时代的孔子，不应该是一回事。对我们来说，孔子首先是“人”，而非（准）“神”。是相当于苏格拉底的“哲人”---伦理学家或伦理学导师，而非服务于封建等级制度之“孝道”的制令人。请看：《论语》中的孔子乃充满人之心性和追求人间正义的“仁者”，他哪有一点耀武扬威的天神派头。因此我们不应该以任何“祭拜”的方式来对待孔子，而应读其书、行其言。试想，我们能去“祭拜”亚里士多德或祭拜康德麽？祭拜行为本身就包含着“神化孔子”的心理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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