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一九七八年，思想界学术界也拨乱反正。我曾写过一篇《中庸平议》，提出中庸的四种形态──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以抗争于非A即B的僵化的二分法。二分法或一分为二，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理论问题。我本意是主张用一分为三来修正一分为二，从思维模式高度碰碰左倾顽症；可惜那个念头只能在专业会议上冒险谈谈而已。能以写成文章找到地方发表而不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的办法，唯有写中庸平议；因为这在形式上是讨论哲学史，而不是去碰理论基石。即使这样，好心的朋友还是为我捏了一把冷汗，直到毛选五卷出版，其中有一处说了中庸几句好话，才算天赐了一张石头不会砸在自己脚上的护符。

其实所谓的中，就是第三者；承认二分又承认中庸，也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一分为三。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当然要把这一事实挑明，还得分析和解说。

（ 一 ）

天网恢恢，宇宙本是一面硕大无朋的网。任一事物都是这面网上的一个点；这个点，是由上下左右前後古今粗细软硬等等相互牵连着的绳络结织而成。就是说，事事物物，都与它事它物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正如无牵连的结点是不可能的一样。

“有象斯有对”。事物的诸多联系中，最主要最本质的联系，便是此一事物与正相对立的彼一事物间的联系，那是一种既相反又相成的联系。白天不是黑夜且必赶走黑夜；但是没有黑夜，也就无所谓白天。“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恶固非美，但天下皆必藉恶而知美，无恶亦无所谓美。如此等等。

对于事物之对立的联系，或对立事物间的联系，人类在很早时候便已注意到了。古希腊的毕泰戈拉学派就曾罗列过十大对立，後来有人将它归纳成三种形态：殊异、相反、相关[1]；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分对立为四种：相关、相反、有和缺失、肯定和否定，有时更加上一个第五种──两端[2]。和他们大体同时的中国哲人所倡之“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之说[3]，矛盾之说[4]，环流之说[5]等等，也都是对对立的种种认识。认识到了对立，混沌世界的内在本质方始逐步向人们敞开。

有对斯有中。所谓事物的对立，通常指的是质的对立。即使像一与多、冷与热这样的对立，也不是说这个比那个少几个、多几度的意思，而是说二者存在着质上的反对。但是，话还得说回来，这种质上的不同，以及一切正相对立事物的质上的不同，都是由量的积散程度促成；量的增减到达一定界限，便能引起质的变化，构成事物的质的对立。因此，正相对立的事物之间，当其显现为质的对立的同时，也还存在着量的可比性，存在着一条由此达彼的逐步递增或递减的某种量的连线。譬如，鲁莽和怯懦，是行为举止方面的一对对立，二者有着质上的不同。但二者也可归结为自信的不同程度：自信程度低迷，不敢说不敢动，到了自馁，则成为怯懦；自信程度超高，天不怕地不怕，到了自负，便流于鲁莽。於是，鲁莽与怯懦之间，便有着一条由此及彼的自信程度的连线。既然是量的连线，很自然，便有一个可测量的中点或中间阶段，便有一个相对于两端而言的中。

这个相对于两端而言的中，从上述的推知过程看，仿佛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但是，这个量，由於它相对于两端而为中，也就是说，由於它脱出了两端的范围，不属于两端的任一端，它便由之自成一种质，一种新的质，一种相对於两端而存在的质。这种质，一般谓之曰中。拿上述例证说，那处于鲁莽和怯懦之间的由适度自信所形成的新的质，便是鲁莽和怯懦的中，自负和自馁的中；如果需要给它一个名字，可以叫做勇敢。

从上述的推知过程还可看到，仿佛是先有了两端，然後定出一个中来的。就好像先有了卖主与买主，卖主索价两元、买主还价一元，然後逼出一个中间价来而成交的那样。必须声明，上述推论过程只是一种叙述方式；其实反过来说也可以：是市场行情一元五在先，卖主比照行情试图多要一点，买主也了解行情而故意少还一点，於是有了三分的架势。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谈德性时，正就是这样看的。他们都认为只有中道才是德性，而将两端分别称为过度和不及；那无异於说，是首先有了中间，然後方有两端之相对於中间而起而得名。

事实是，世界本来便是三分的。中间和两端，本是相比较而存在，经指认而得名的。人们在认识上，会有一个先後的次序，事物的存在，也常有隐显的不同，但一分为三的事实，则是客观的无处不在的。

但是，由於二分法的先入为主，人们习惯於称“中”为“中介”，仅仅视之为两极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居间环节，或者是事物变化过程的中间阶段；喜欢强调一切差异都在居间环节融合，一切对立都经中间阶段而互相过渡；等等。就是说，“中”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两极，“中”的地位和作用，全在于它的能“介”，而无视其所以能介的根据，无视其存在的自性。因而，他们否认三分的真实性。殊不知，中之为中，与左右之为左右完全一样，自其关系视之，固是相对的；自其存在视之，则具绝对性。中之能介，中之能融，便正是它独立於左右之外、独立发挥作用的表现，而绝非其附属於左右之下、仰赖左右鼻息的结果。

也是由於二分法的先入为主，人们还习惯於相信中介环节是暂时的，必将向两极分化而最终归结为二元的天下。熟知的说法如小资产阶级大量地、不断地、每日每时地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化之论，便最为经典。这一见解很可宝贵，因为它能从运动变化来观察世界，指出三分的界限不是僵死的，而是变动的，无疑十分正确；只是它忘记了，中间、两端之间的流动，决不可能只是单向的。既然能有中介向两极的分化，也就必然会有两极向中间的聚拢；小资产阶级固然在每日每时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未尝不每日每时分泌出小资产阶级来；其动因完全是共同的。要知道，由於运动变化，中间状态作为中间状态，必与两端处于此涨彼消此消彼涨的相对关系中，共同组成一个三段的整体；如果某一段不见了，那便意味着整体已发生彻底变化而不复存在，任何一段单独先自退出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有一种从二分出发的观点，指中间为恶，务必除之而後快者。那就是政治学说中的中间派最危险论，和文学上的反中间人物论。这是标准的左派幼稚病。我们知道，幼儿能够分辨简单的好和坏，是他的认识从混沌向有序的可喜进步，但幼儿还无力识别好坏之间的居间环节；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中间常是多数的。从幼儿到成人，需要经历艰苦的成长过程。肯於承认两派之间的中间派之存在的合理性，也是需要过程的。

（ 二 ）

相比较而存在的中间和两端，以其所在系统为存在之限；越出此一系统进入另一系统，原来的中间也许会变成了一端，原来的一端也许却变成了中间。当然不管具体事物怎样变，中间总是两端的中间，总是与两端同时对立着，这样的逻辑关系，是不变的。因而，中间总是要凭借两端而说明，而且是同时凭借两端方得说明，这样的认识方法，也是不变的。

凭借两端认识中间，在逻辑上，可得四种形式，那就是开头提到的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这里的A和B代表对立的两端。第一式A而B，如“温而厉”、绵里藏针，是立足於A兼及於B，以B来补A的不足。第二式A而不A’，如“威而不猛”、“乐而不淫”，明里是就A防A的过度，暗中却是以B为参照来扯住A，是A而B式的反面说法。第三式亦A亦B，如能文能武，亦庄亦谐，平等包有AB，是A而B式的扩展。第四式不A不B，如不卑不亢、“无偏无颇”，超出AB而上之

，是第三式的否定说法。

凭借两端认识中间，进而组合两端表述中间，以“A而B”、“不A不B”等等来表示中间，不求为中间另立名目，此中饱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这是认识到中间与两端互不可分、三者共成一体的积极表现，而非愚蠢到不知另用一个符号来表示第三者的地步。相反，如果平铺直叙地用ABC来分别表示三者，那倒也许反而是未曾深思的结果，因为它未能将三者的关系表达出来；而关系，在这里是比实体更为重要的。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著作中，以中道为德性，以过度与不及为恶，曾试图为情感和行为的种种德性、过度、不及都找出相应的名字。譬如，鲁莽与怯懦之间是勇敢，挥霍与吝啬之间是慷慨，奉承与慢待之间是好客，等等，反映出了他对人情事理的高度关怀和深度洞察。但是，他也常常因此而陷入困境，屡屡为某种中道之没有名称而尴尬。譬如，他说：

在人群的共同生活中，在言谈和行为中，一些人是随和的，他们赞同一切，从不反对什么；他们认为不应该给同伴们带来痛苦。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反对一切，对所带来的任何痛苦都不在乎，被称为难以相处的人。……它们的中间品质才受欢迎，……然而，却难以给它一个名称，也许称为友谊最为合适。……由於中间品质没有名称，对立就表现为两极端自身的对立。[6]

我们看得出，称这里的中间品质为友谊，并不合适，因为它太过宽泛；所以最终还得承认这种中间品质没有名称。这就是亚氏的尴尬，是执意要为中间独立命名的苦涩。而他之所以要为中间独立命名，源于他要强调中间与两端的对立；而他之所以要强调中间与两端的对立，又只是由于，他只看到了中间与两端的对立！他曾说：过度、不及与中道，“每一种都以某种方式和另外两种相反对。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而它们之间又相互反对，中间也和两极端相反对”[7]。可见，他虽注意到了中间和两端为三，但他所注意的只是三者的互相对立的一面，所以他必须给这些对立者安上各自独立的名字，方可显现其对立。一旦“中间品质没有名称”，无法表示一善对两恶的对立，对立只剩下“表现为两极端自身的对立”，在亚氏看来，实在是一大憾事。

在这方面，中国人另有自己的思维方法。中国人也谈过度与不及，但是并不认为过度与不及之间只是对立而已，过度不及与中道之间只是对立而已；因而也就并不简单认为，只有独立于过度不及两端，始得中道。因为在这些对立之中，与这些对立同时，还有同一的关系存在；而且正是同一使对立得以成立，也正是对立为同一提供了条件。拿上述的亚氏例证来说，在赞同一切与反对一切的两种待人态度之间，当然有一种中道。亚氏只从对立来考虑，想着一举远离两者，故而找不到一个既与赞同一切对立又与反对一切对立的名目。其实只要换个思路，也从同一角度想想，相信赞同一切者之“赞同”本来无过、过在“一切”，便能得出A而不A’式的中道“和而不流”或“曲而不屈”[8]来矫枉之；反对一切者之“反对”本亦无错、错在“一切”，也便能得出A而不A’式（或曰B而不B’式）的中道“刚而无虐”或“直而不倨”[9]来纠正之。而这两者，和而不流与刚而无虐或曲而不屈与直而不倨之间，又以互补的亦A亦B式的关系，组合为赞同一切与反对一切之间的完整的中道──既和而不流又刚而无虐，或既曲而不屈又直而不倨。於是，中道不仅有了名称（当然是与两端相依的名称），而且它同过度、不及间的对立，也充分表现出来了。

（ 三 ）

不过这样一来，从过度经中道到不及，仿佛出现了四分的局面：赞同一切、和而不流、刚而无虐、反对一切！许多否认一分为三的想法，正是从诸如此类的例证中导出的。最通俗最常见的例证，莫过于年分四季，材生五行，天张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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