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及其与《淮南子》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两种观点：

1）把竹简本《文子》与今本《文子》等同起来或大体上等同起来，认为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艾力农先生的观点，他在廿世纪八十年代初认为“竹简一出，《文子》的真伪就好判断了，《文子》一书定有后人篡改，但是一部先秦古籍确无问题了，《淮南子》当是抄了《文子》”，“文子是老子传人，黄老学派的重要人物，吸收了儒家思想，还是法家的先驱”，他呼吁：“为文子在先秦诸子中立下户头。”艾力农先生关于《文子》的主要观点随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申和发挥。在释文还没有发表的情况下，大家普遍认为今本窜改之处颇多，但竹简《文子》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文子》不是伪书”，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而不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江世荣认为《文子》是《老子》古注之一，看来比《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还要早一些。（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第十八集）熊铁基等学者所著《中国老学史》称“名为《文子》的书，则明显是流传下来的早期老学著作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早的老学著作”，“可以肯定今本《文子》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之本”，“所以，在老学发展史上，《文子》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一部书”。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文子》是汉初古籍而非先秦人作，但也肯定今本《文子》的不伪，接受《淮南子》抄袭《文子》的结论。同时也有人认为《文子》是先秦道家言论集，是《老子》古注 。李定生、徐慧君作《文子要诠》，更是认为“据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子》是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无疑”，“今汉墓《文子》残简出，则伪托剽窃之说，不攻自破。”李定生等人的这些看法是有代表性的。王利器先生认为《淮南子》是《文子》的“义疏”。赵建伟先生认为竹简《文子》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而今本不避讳，说明今本中的主体内容早于竹简本，为竹简本所本。

2）把竹简本和今本区别开来，认为《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比较复杂，或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李学勤先生对竹简《文子》作了概要性的评论，他认为竹简文与今传本虽有对应的文句，但今本的窜改增益也是很明显的，“至于今传本与《淮南子》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问题”。严灵峰先生也认为“现行诸本，皆非原书之旧”。张岱年先生在没有见到残简《文子》释文的情况下指出《文子》即使是《汉志》之旧，而是否就是先秦的旧籍，似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王博先生认为“论《文子》之年代，当区分竹简所代表的古本与传世本。传世本必完成于班固之后，唐初以前，或在东汉未至魏晋时期。”陈丽桂、李缙云等学者也注意到了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明显差异。陈丽桂先生着重讨论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之间的关系，证明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李缙云先生对竹简《文子》的释文做了重要的修正。

张丰乾提出至少有四个问题还需要讨论：A、竹简《文子》与今本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还是有前后因革的关系？ B、如果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二者是同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如果有前后因革的关系，后者对前者是略加损益还是全面改造？ C、能否根据竹简文断定今本《文子》不是伪书，而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D、怎样判定《淮南子》与两本《文子》的关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论证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而是今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严重，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做补充。厘清这些问题是研究的基础。

胡文辉先生同样认为，今本《文子》只有《道德》一篇保存了汉简《文子》的一些原始材料，其他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根据《淮南子》剪裁拼凑成的。曾达辉先生也认为今本《文子》虽有若干章节与竹简本相符，其余大部分却是剽窃《淮南子》而成。丁原植先生对今本《文子》、竹简《文子》、《淮南子》的资料作了详细比照，他在指出竹简《文子》与今本的区别的同时，强调《淮南子》和《文子》没有相互抄袭的问题，而是《淮南子》别本的残文混入了《文子》，由后人编辑而成。

2、关于文子与平王

严灵峰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是著者自隐其名。王博先生认为残简《文子》屡称“天子”“天王”“天下”“富有天下、贵为天子”，显然是指一统帝国的君王而言，决非某诸候王能当此名；即使是楚平王，和文子答问的可能性也很小。文子不是老子弟子，而是平王之臣。魏启鹏先生认为文子是晋国“公孙之后”辛文子，平王是周平王，丁原植先生引用了引用了这一说法。吴光先生认为文子有可能是文种，平王是楚平王。李定生先生认为文子是楚平王时人，学于子夏、墨子，平王是楚平王，后来又提出可能是齐平公。

1. 一些学者把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区分开来，主要探讨竹简《文子》的成书年代。比如王博先生认为竹简《文子》成于汉初，严灵峰先生先生认为是在战国末期。郭店竹简出土以后，有些学者，比如郭沂、丁四新等认为竹简《文子》的产生年代是比较早的。张丰乾和曾达辉先生对今本《文子》的成书年代作了一些探讨，都认为应当是魏晋或南北朝人所做。胡文辉先生则更具体地认为，今本《文子》的编撰有可能就在高诱注《淮南子》之后，曹植上《求通亲亲表》之前——即公元205?/FONT>231年之间。
2. 另一些学者认为今本文子内容大体可信，李定生先生认为“韩非读过文子”，《文子》是先秦著作，赵建伟先生把文子的成书分成几个阶段，从战国一直延续到魏晋。

4、关于竹简《文子》的校释、篇题

李缙云先生对竹简《文子》的释文做了重要的修正，邢文先生认为竹简《文子》有《圣智》、《明王》的篇题，李定生先生附议，赵建伟先生提出了反驳。

5、关于文子的思想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和两种《文子》的关系有关。有的学者把今本和竹简本等同起来，讨论其中的道、易、法思想等等。另一些学者则着重阐释竹简本的思想，或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的部分。

6、关于竹简《文子》与新近出土文献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一些学者在研究郭店竹简以及黄帝四经等出土文献时，论及竹简《文子》，比如丁原植、郭沂和丁四新先生都认为竹简《文子》的思想和风格均和郭店竹简《老子》相近。

应该说残简《文子》的释文发表以后，它与今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竹简本《文子》与今本虽然有前后相因的关系，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更主要的是，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是抄袭自《淮南子》的，《淮南子》的很多内容又来源于先秦甚至汉初不同时代的不同古籍，以这样驳杂的内容为《文子》原书断代，难免误入歧途，肯定难成定论；甚至会造成南辕北辙、以不是为是的现象。但如果已经认定了今本《文子》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夸大一些材料的作用而回避另一些关键的材料，出于“师心”“前识”剪裁和拼接材料，而不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细致地推敲。《文子》研究中莫衷一是的现象，归根到底是这种不恰当的方法论所造成的。大家都承认今本《文子》后人窜乱颇多，但很多学者又同时认定它是可靠的先秦或汉初的著作,是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依据，而忽视了“多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导致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形。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术界在竹简《文子》与今本应该区别对待的问题逐渐被接受，但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驳难。而与之相关的其他诸多问题，几乎是各执一词，鲜有压倒性的结论。对这些问题，无论是材料的消化，还是方法的完善，都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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