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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时间:2009-8-8 16:50:27  来源:不详
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论述甚至主要是以驳难为中心来展开的。这在目前的学术界是较为少见的。这样的写法,能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学术史的脉胳,但有时又容易让人只记住了驳难,而忽视了驳难之后的立论。

  本书是在若干专题论文的基础上撰成的。将原来属于单篇论文汇入一部有内在联系的著作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第一章“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作者认为北齐的政治斗争不是民族矛盾,而是文人与武人之争。作为单篇论文,这是很有新意的见解。但是,第二章又谈到了西魏、北周文化落后于东魏、北齐,随之又特别指出了落后一方消灭先进一方是历史上很正常的现象。我们知道,在文明者与野蛮者的对峙中,并非文明者必然要被野蛮者所消灭,因此,这仍然无法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是北周灭了北齐而不是相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就失去了桥梁;换言之,第一章在本书中就失去了意义。有的章节所议论的问题,与政治史虽有关,但却并不密切,似乎不必收入本书,比如第三章“府兵的兴衰”。陈寅恪分析府兵的分布(大多数折冲府设于关中),是为了说明“关中本位政策”;黄先生此处的辨析则是府兵制度本身。类似的情况还有第十二章“两税法的实施”,其中对许多细节的辨析都十分精彩,但多系税法本身。与此相关,全书重在于“点”的辨析,而发展线索则时断时续。照陈寅恪的理解,直到武天控制政权之前,始终是“关陇集团”在控制着政局。黄先生提出该集团在唐初已消失,则唐初的政治发展线索就变为:高祖时主要是高祖、太子与李世民的矛盾,高宗时主要是高宗与顾命大臣之间的矛盾,那么太宗时期的政治与前后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如何衔接?从武则天控制政权到唐玄宗上台,是“李武政权”;玄宗、肃宗、代宗时期主要是内外朝的矛盾,而对随后的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即从公元780—826年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史,黄先生只讨论了两税法、泾师之变、李怀光之变、永贞革新、宪宗之死这几个事件,但这几个事件之间似乎缺乏有机联系,还不能连成政治史发展的完整线索。
  在古代史书中,有关政治史的记载最为丰富、集中而详瞻。这对研究者来说,既有利又有弊。利是收集史料较为容易,弊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史涉及当时政治参与者的利益和形象,相关记载最容易为人所篡改甚至伪造,所以辨析史料的可靠程度就比研究其它专题更为重要——黄先生对此非常重视,比如,李唐在建国过程中,李渊的作用超过了李世民,但在李世民通过政变夺得帝位后,在史书编纂中,有意识地抬高他自己在李唐建国中的作用。黄先生认为关于此事最可信据的记载是《大唐创业起居注》(见第四章)。再如在代宗即位的问题上,他认为《肃宗实录》(《资治通鉴考异》引)不如《旧唐书》中的“张皇后传”、“代宗纪”可信(第365—366页)等。二是不好把握叙述的程度。史书的记载既然已经比较详明,那么我们在研究论著中就要注意尽量减少对过程的叙述。就本书而言,史料征引繁富,但大段大段乃至整页整页征引史料的情况较多,似嫌过于详细。比如出现“二圣”格局后武则天的政治举措,几乎全引史书(第179—180页);再如在谈到范阳节度使的作用时,连续征引史料达两页之多(第302—304页)。因为本书毕竟不是教科书,不必事事详其过程,即使要对过程进行分析,也可边叙述边分析,只需注明这一叙述所依据的史料即可。
  对一些具体问题,我对黄先生的分析仍有保留。比如“关陇集团”,黄先生认为它在隋初开始解体、唐初已消失,并对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用籍贯和文武合一这两项标准逐一进行了排查(参第二章第五、六节)。我认为这一分析方法欠妥当。首先,在古代政治史上,对政局的实际控制力,并不主要是由人数多少来决定的,而某个人物的政治影响力,也不完全是由其官位决定的。其次,“关陇集团”的意义,是揭示了一个割据于一地的政权在统一全国后,本应全国化,而控制政权的人却不愿“开放”政权,仍然想继续由该地区的人垄断政权。因此,陈寅恪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虽然使用了“文武合一”这样的定语,但我们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对此应作修正,应该认识到这一概念的核心价值是地域性,而不是它的文化性。黄先生根据某人并不是文武合一,即使他是关陇人,也将其排除出关陇集团之外,是不妥的。用这样的方法来论证,还难以服人。再如,对李林甫的长期任相,黄先生从内外朝的关系来解释,我则认为这是唐玄宗竭力防范太子所致,而将玄、肃、代三朝政治史的主线归纳为内外朝的斗争,似乎也将当时的政治简单化了。
  从总体上说,黄先生对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有许多新见,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多有益处。但本书重点在于对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辨,而对政治史演变线索的勾勒和系统解说似有所欠缺。这可能是因本书系据专题论文改写所致。当然,就政治史研究而言,作为后学,我们也应当反思这种着重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研究角度,应当反思对单一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抉发的局限性。

  作者按:本文以“抉隐探微 发掘真相”为题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5期。发表时有删改。文中对黄先生大作的内容介绍过于详细,似可不必;如再作大幅度修改,则无异重写,一篇书评而有两个版本,似乎也嫌夸张,故仅以原文贴出,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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