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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明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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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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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明史研究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本年度发表的明史专著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由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明代卷》的出版。该书不同于一般通史的写作方式，而以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为纲，对明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和当前的研究状况，明代政治发展的过程，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中外关系、思想文化以及明代人物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说，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的明代通史之作。该书撰写历时多年，由几十位学者协作完成，基本反映了当前明史研究的水平。本年度出版的明史专著还有：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尤韶华《明代司法制度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中州古籍出版社）；余同元《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河北大学出版社）；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三秦出版社）以及论文集《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据粗略估计，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约有300多篇。以下试从五个方面做一概述。
一 政治史
政治事件 洪武开国，嘉、万变革，崇祯衰亡，明代政治发展的这几个重要阶段，依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尤其是嘉靖、万历之间的政局，近年来得到更多的关注。
关于洪武朝的政治，学界对朱元璋炮制的冤狱仍比较关心，希望以此为线索，对明初的政治作更深入的探究。刘长江《明初皇室姻亲与蓝玉案》（《北大史学》第5期）从前人较少注意的明初皇室与功臣联姻和政争的关系，探析了蓝玉案的成因。作者认为蓝玉案系明初皇室政争所致。梁希哲、宋鸥《评李善长之死》（《史学集刊》2期）则以李善长案、案发前后的政治状况，来分析洪武朝皇权政治与君主专制的特点。
嘉靖前期出现的“大礼议”及其结局到底意味着什么？田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期）、《嘉靖前期内阁改革述论》（《明史研究》第6辑）等文章中提出，嘉靖前期，伴随“大礼议”而来的，是明代历史中一次全面的改革活动。这次改革以嘉靖皇帝为首，以议礼新贵为主体，改革内容广泛，效果显著，尤其以内阁的改革，最具成效。“大礼仪”的胜利其实是革新思想的胜利。但邓志峰《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复旦学报》1期）却对嘉靖初年以“大礼议”为标志的政治斗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包括皇权、阁权、勋戚、宦权等主要势力相互整合的关系。文章认为皇权取得胜利的原因不在议礼新贵的理论优势，而是明世宗武力镇压的结果。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对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政治格局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该书以张居正为线索，采用丰富的史料，深入细致地品评了张居正的人格修养、政治观点、学术思想等对他的政治行为与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影响。该书被誉为“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厌，各从其实’的巨著”（该书徐泓序），而作者对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分析和论述，对明史研究而言，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关于明代的灭亡与农民起义军问题，本年度也多有文章论及。余同元《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一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势力，包括明王朝及南明政权，入关清军，以闯王、西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的态度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也兼具一定的可读性。关于李自成的归宿问题，学界仍无定论。林金树、杨志清《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史证不足》，赵国华、张德信《李自成之死考辨》（《明史研究》第6辑），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等论著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将人物与事件或制度结合研究，从而使历史更具动态性，对政治史的理解更为深入，是近来政治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特点。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期）详细考证了沈万山这位传奇人物及其家族的发展历史。文章首先否定了沈万山是明初人的说法，指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文章还证明了沈家的全面覆败与明初的“蓝玉案”有关等问题。本文对沈氏家族的研究为深刻理解元末明初的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赵中男《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明史研究》第6辑）将朱棣与朱高炽既是父子又是君臣，既合作又矛盾的关系与明初统治方式从开创到守成的转变结合起来，多有新意；高春平《顾佐与“仁宣之治”》（《河南大学学报》39卷3期）则提出，仁、宣之治中吏治的清明与都御史顾佐整肃纲纪、严惩贪官污吏的作为分不开。
政治制度 明代制度史的研究，近年相对沉寂。王兴亚《明代行政管理制度》一书，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对明代的政治制度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除了中央地方官制以及官员任用管理等传统课题外，作者将乡里制度与国家的公共事业如养济院与老年人政策等也纳入论述的范围。作者概括了明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几大特点，并进而指出，明代行政管理制度，其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行政管理工作向客观公正标准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何朝晖《明代道制考论》（《燕京学报》99年5月，新六期）重点探讨了明代道制的形成及具体内容、道制在明前后期的演变及道的职能转变等问题。作者将道区分为负责管辖某一规定区域的分守道、分巡道以及管理某项专门事务的专务道，并用与布按二司统属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明代道制的流变过程，是值得注意的。制度的设置也有一定的地区特征，蒋祖缘《明代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的设置及其历史地位》（《广东社会科学》2期）对明代两广地区巡抚和总督的历史状况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法律 明代法制史的研究比较薄弱。本年度最值得一提的是尤韶华《明代司法初考》的出版。本书分司法机关、诉讼、执行三个主要的部分，对明代司法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在明代法制史研究中尚属首次；其次，作者还认识到了明代法典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中的距离以及有明一代二百多年间司法状况的变化发展，因此提出了对明代司法的动态研究，他在附编中对明代的司法也作了前、中、后的分期，虽然具体的问题还可以商榷，但这样的研究方法却是值得称道的。此外，吴艳红《明代军犯定卫考论》（《法律史论集》2辑，法律出版社）对明代充军犯人所发充卫所的确定作了考证与分析。段自成《明清乡约的司法职能及其产生原因》（《史学集刊》2期）认为到了明清时期，一部分乡约已被赋予司法职能，承担起调处民间纠纷、调查取证和勾摄人犯等任务，这一情况的产生，是与这一时期民间争讼纷繁，里老制度渐衰和吏役、讼师把持词讼有关。
军事 关于明代的北部边防，赵毅、胡凡《论明代永乐时期北边防线的变化》，日本松奔隆晴《论永乐、宣德时期的北部边境》，肖立军《明代中后期边兵构成考略》（以上均见《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集中讨论了特定阶段的明代北部边防特征，多有发见，可以互相比照。此外，日本荷见守义《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的活动》（《史学集刊》1期）认为，明代中国和李朝之间建立的册封朝贡体制具有诸多方面的功能，其中军事、安全保障方面的功能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活动为研究对象，叙述李朝在册封朝贡体制下，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情报的活动。刁书仁《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史学集刊》2期）则对成化年间明朝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的情况作了研究。李新峰《土木之战志疑》（《明史研究》第6辑）对正统十四年明朝与蒙古土木堡之战中的一些问题，如明军的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的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作了考证。
二 经济史
户口田赋 栾成显《论明代甲首户》（《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正确理解明代黄册里甲制度中规定的甲首户，是明代户籍与赋役制度的重要问题。本文作者征引了大量的档案、方志材料，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前人对甲首户的理解多有不确，作者认为明代甲首与宋代甲首不同，它本是一种职役。明代黄册里甲中的甲首，实质上即是明王朝封建国家统治下的编户齐民。李三谋、方配贤《明万历以前山西农业货币税的推行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指出，在明代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业货币税之前，山西的农业货币税已经施行了100多年。本文对山西地区这一独特的现象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实现的方式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高寿仙《明前期驿递夫役佥派方式初探》（《东岳论丛》1期）认为明前期驿递夫役的佥派方式主要分两种，主要以随田粮佥派夫役，又杂以特殊人、户如罪犯，军人等充当。
农工业生产 林延清《论明初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南开学报》4期）对明初京畿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和措施及其成效和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明朝中叶，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烟草从吕宋传入福建，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林仁川《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集中论述了明清时期福建烟草的传入，烟草的种植与推广，烟草的加工与国内销售以及烟草的输出贸易等问题。王兴亚《明清时期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期）则论述了明清几百年间北方棉纺织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指出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发展改变了宋元以来南布北运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李绍强《论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齐鲁学刊》4期）以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为基点，梳理了官窑在中国古代的变化发展脉络。
对于明代的区域经济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江南地区，近年来则不仅关注点增加，而且注重比较，研究更见深入。吕景琳《明代北方经济述论---兼与江南经济比较》（《明史研究》第6辑）一文对明代的北方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到弘、正年间，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全面复苏，但相对于江南经济，北方经济仍然落后，落后的经济对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北方的阶级阶层结构、文化、国家赋役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呈现出与南方的差异。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作者选取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及东北和台湾等较具代表性的区域，分别考察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特色。文章特别强调了各区域发展的一个共同特色，即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商品流通大大加强。此外，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具体考察了韩江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巴兆祥《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经济开发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2期）一文对江淮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了论述。明清时期，大量流民涌入位于豫、陕、川、湘四省交界的鄂西山区，使这一地区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杨国安《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中国农史》18卷1期）着重对这一地区的移民尤其是土地垦殖，垦殖的过程、区域以及方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商业 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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