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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明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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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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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关系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益临近，本年度澳门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明代澳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葡人入居澳门的时间与缘由。李金明《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年代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提出葡萄牙人留居澳门的准确时间应该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万明《关于明代葡萄牙人入居澳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5期）一文，通过中葡史料的相互参证辨析，则认为葡人入居澳门时间应该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关于入居的原由，丁顺茹《明季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缘由管见》分析了葡人入居澳门缘由的几种说法，认为混入说较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学术研究》6期）；颜广文《再论明政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的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则认为在政治上，这是明政府推行“以夷制夷”政策的需要，在军事上，也是中西方两股力量初次交锋势力大致均衡的结果。2，明朝政府对澳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明清澳门的主权问题。万明《试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是明朝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特殊侨民社区的治理形态，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明朝地方行政管理的一个特殊形态。具体而言，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主，居澳葡人自治机构为辅，“既是中国传统地方行政治理的延续，又加入了西方城市自治的因素。”汤开建《明朝在澳门设立的有关职官考证》（《暨南学报》21卷1期）通过大量文献的钩稽，对于明代设在澳门及香山地区的提调、备倭、巡缉等职官的设置、职能、驻地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明代澳门治理问题也有深入的论述。关于澳门的主权，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宏观地审视了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至今400多年来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轨迹，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政府对澳门一直行使着主权，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并于次年生效以后，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才遭到破坏。朱亚非《明清时期澳门主权之演变》（《山东师大学报》5期）也指出，从澳门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关税权来看，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澳门主权仍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3，中葡关系问题。黄庆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利用中外载籍，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后，中葡关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葡萄牙人东扩与居澳缘起，议事会与关闸门的设置、澳门的鸦片走私与苦力贸易、“澳门地位”与中葡立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4，澳门的贸易地位与作用。刘重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东岳论丛》99年5期）认为，由于葡人对澳门的经营，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世界各主要国家，促进了明中后期中国商品的出口和大量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万明《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世界历史》6期）则认为在澳门的海上贸易这一问题上，不应仅强调西方，主要是葡人的经营，而应该从中国本体的角度看问题。作者认为，在澳门作为贸易港口城市迅速兴起和极度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朝政府拥有对澳门完整的主权，正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才促使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其次，澳门国际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还有澳门的兴起和发展自一开始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民族 边方贸易是中央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明代西域朝贡贸易在中外贸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田澍《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详细考证了甘肃镇在朝贡贸易中的具体职能，指出甘肃镇在明代西域朝贡贸易的重要作用。金牌制是明代独创的一项治理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民族政策，历来学者对其性质和作用多有争论。彭建英《略论金牌制的两重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一文，认为有关金牌制是赋税制度或带有强制性的贸易制度的说法都有失偏颇，提出金牌制兼具国家赋税和贸易两重性，并对金牌的历史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吕美泉《明朝马市研究》（《求是学刊》5期）则对明代马市的各个方面作了探讨。
关于民族本身的发展，学者也多有论及。刘祥学《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的瑶族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重点探讨的是广西东北部瑶族的发展。余海波《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发展策略》分析了纳西族木氏土司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策略，对滇西北多民族交错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3期）。达力扎布《明后期蒙古察哈尔部的南迁及其分布》（《燕京学报》99年5月，新六期）则从史料鉴别着手，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察哈尔部的原驻地、迁徙方向、迁移时间及南迁后的分布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国防《明初的哈密及其王族---兼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相关部分》（《西域研究》2期）一文结合对明初哈密历史的研究，指出了由美国牟复礼和英国崔瑞得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在对十四、五世纪哈密与明朝的关系、哈密王的族属、哈密王族的信仰等论述中存在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五 人物、史学史研究
人物 人物研究在明史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暴鸿昌《李贤与天顺政局---兼论李贤的理学及经世思想》（《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论述了李贤在天顺政局中的作用，并从更为根本的因素即李贤的理学与经世思想方面对其人及其政治业绩作了分析。寇伟《试论丘濬的人才观》（《明史研究》第6辑）、何孝荣《论高攀龙的用人思想及实践》（《史学集刊》2期），探讨的是明臣的用人思想和实践；王克婴《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南开学报》3期）对万历朝曾任内阁首辅的沈一贯作了中肯的评价。樊树志《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复旦学报》1期）则认为近年对张居正的研究赞誉有加，而讳言其过，本文试图剖析张居正这位权臣的内心世界，“以显示历史的另一面。”李龙潜《试评丘浚经济思想中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第21卷2期）主要从理财和商品货币两个方面深入探讨研究了丘浚的经济思想。此外，刘文鹏考察了何良俊体现在《四友斋丛说》中的经世思想（《从〈四友斋丛说〉看何良俊的经世思想》，《明史研究》第6辑）；向燕南对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作了探讨（《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文献》2期）。明代重要的史学家如薛应旂、钱谦益、谈迁等，本年度也多有文章论述。向燕南《薛应旂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3期）认为薛应旂富有特色的理学思想对他的史学思想有巨大的影响。陈宝良《论钱谦益的史学》（《明史研究》第6辑），认为钱谦益是明代史学的殿军，其史学思想是与晚明实学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相一致。杨绪敏《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兼论〈国榷〉的“史论”》（《明史研究》第6辑）则着重对谈迁《国榷》史德、史识的分析。1997年，首届郑成功学术研讨会召开，论文集《郑成功研究》本年度得以出版。文章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郑成功的生平与业绩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史学史 在明朝纂修本朝史的活动中，万历年间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陈于陛建议发起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后世编纂有关明代史书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对史学史上这一重要而历来缺乏研究的事件作了详细的考察，并在“史料篇”中，附录了现存于世但鲜为人知的这次修史活动的部分成果，包括史继偕《皇明兵制考》、吴道南《国史河渠志》、杨继礼《皇明后纪妃嫔传》、陈懿典《庙祔十五王传》、《七太子传》、《汉庶人传》等。此外，南炳文《〈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南开学报》4期），对民国稿本《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本书的作者及撰写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期）对《皇明史概》一书的编纂、体例与内容、史学价值以及作者朱国祯的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谢贵安《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纂修考述》（《史学史研究》2期）则对明代正规的十三朝实录以外的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的修纂作了考察，指出，这些实录对于研究明代社会历史和明代史学史均具有重要的价值。杨绪敏《明清辩伪学的成立及古书辨伪之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99年4期），认为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多方面详细论述了这一时期辨伪学的成就及影响。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辨伪学不仅有理论性的探讨，实践中多探索和创新，功绩卓著，影响深远。
在世纪之交的时期，关于明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回顾总结与展望之作。如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99年4期），陈长刚《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1991-1997）》（《中国史研究动态》99年7期）等，分别对各自领域在80、9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作了讨论。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南炳文所作《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2期）。作者把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分为本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文革”，与八十年代初以来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从史学理论，主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各阶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说，百年来明史研究的成就，首先是史观的进步，即唯物史观在明史研究中的运用，使明史研究成为科学；再者，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此外，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也取得了很大收获。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足以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另外，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正确公平的史学评论的开展，与中外史家互相交流息息相关。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相信学人自觉的反省必然为下个世纪的明史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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