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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明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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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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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对明清时期至民国时期四五个世纪华北地区集市的数量作了历史的、地区的比较，分析了其中体现出来的阶段性和地区性的差异及其原因，对华北地区集市的发展作了整体的论述。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则以陕西为例，证明了由于地区间的商品交流，在江南商品经济业已兴盛的同时，自明代中期起，落后偏僻的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在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率先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对当地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外，对社会风尚也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周玉英《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土地典卖》（《中国史研究》2期）主要利用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所藏契约文书，对明清时期福建的土地典卖特点、典卖中“找价”现象、地价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代的商人也得到很多的关注。陈学文《明清商人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趋同》（《东北师大学报》99年1期）通过对明清时代商书和商人言行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商人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商业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趋同，他们诚实经商，善于经营管理，同时具备行仁义等诸多良好的职业道德，由此大大推动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张明富《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史学集刊》3期）认为明清时期，一方面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认为士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同时，旧的观念尚在左右他们的行为，诸如农本商末的观念，还顽固存在。晋商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3期）对明清以来直至近代晋商的发展作了梳理，指出，明代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代晋商的壮大则与清政府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陈伟明《明清广州儒商的社会构成与商业经营》（《暨南学报》第21卷3期）则考察了明清广州儒商的出现与构成。作者认为明清广州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道德水平。
财政 在明代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政策的提出与确定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张杰《朱元璋与李自成农业政策之比较》（《辽宁大学学报》2期）一文通过对朱元璋和李自成农业政策的比较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朱元璋取得成功而李自成最终退出北京，与他们各自的农业政策也密切相关。梅新育《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学术研究》2期）认为明代中期对外贸易得到发展，贸易顺差和套汇使白银大量内流中国，巨额白银内流是中国银本位制度确立的必要条件，而对外贸易在促使明代财政制度向以白银为正赋的转变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它的全面推行，也使白银本位币的地位更加巩固。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是对明代荒政的研究。文章从蠲免的政策、项目、万历前后期灾蠲的变化及其原因等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万历朝的蠲免情况。
三 社会、文化
社会结构与基层组织 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国史研究》3期）对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社与以社为活动单元的表演活动及其之间的联系，作了深入探讨。作者希望通过对社火这种表演活动的研究，能更清楚地判断社存在的功能意义，从而准确把握社在明清基层社会中的重要位置。曹国庆《明代乡约研究》（《文史》99年1 辑总46期）从乡约的发展、组织结构、与其余地方组织之间的关系、乡约的作用等方面对明代乡约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曹树基《洪武时期东南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研究----以京师、福建和江西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根据明代中期的坊里资料，对洪武时期东南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作了估测。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下的：即假定明代初年至明代中期城坊、乡里的增加或归并速度一致，虽然其结论的正确与否还可再作商榷，这样的尝试却是有意义的。 王日根《“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庭组织的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对福建家族的发展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明清福建家族的发展与包括海禁政策等一系列“外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徐晓望《明代福建市镇述略》（《史林》1期）则主要利用方志材料，对晚明福建市镇的特征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对各地的市镇按地区进行集中叙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福建当时农村市场的特点，市镇的管理问题等等。吴滔《略论明清南京地区的市镇发展》（《中国农史》18卷3期）也以方志材料为主，配以图表，对明清南京地区的市镇，从数量、规模及其经济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直是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这是与中国近代化紧密相关的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在99年1期发表了一组题为“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笔谈”的文章，多位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赵毅、刘晓东《传统向现代的萌动》一文认为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虽未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蕴含了某些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新的萌芽。董铁松《对中国16 —17世纪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也认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结构各方面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但缺乏持续转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于宝航《交换关系的破坏与重建》认为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公平交换原则被破坏，社会矛盾重重，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建，但这种重建并没有确立新的习俗和社会规范。
社会生活 许敏《明代饮食文化略论》（《炎黄春秋》第6期）对明代的饮食文化作了考察，作者认为随着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店铺也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由饮食以及店铺经营方式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尤其值得关注。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4期）则更注重明代饮食思想的内容与背景。作者认为明代是中国烹饪技术和理论著述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饮食思想独具特色，尤以浓郁的人文色彩引人关注。文章考察了这种饮食思想与包括文人结社在内的时代特征的关系，与晚明王学发展的关系。高寿仙《洪武时期的社会教育与移风易俗》（《明史研究》第6辑）则主要探讨了明初的社会风气及其成因。作者对明初朱元璋推行教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和效果进行了述评，认为教化的核心是移风易俗，明初既俭朴淳厚又显呆板与程式化社会风气，正与朱元璋的教化政策有关。江庆柏《图书与明清苏南社会》（《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则论述了图书与明清苏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南社会，读书之风浓厚，藏书之风兴盛，图书市场发展，这对苏南地区的文化环境及其人文性格的造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思想 明代后期的实学与经世思想的研究是传统的课题，本年度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则出现了追根寻源，深入研究的新气象。张显清《陈子龙：晚明实学思潮的健将---兼论明清实学思潮的一些问题》（《明史研究》第6辑）首先对晚明实学思潮的定义及学界的分歧，思潮的历史背景作了廓清和交代，并以晚明士人陈子龙的实学思想为典型，展示了这位实学思潮代表的各个方面。区志坚《从明人编著经世文编略探明代经世思想的涵义-----兼论近人对经世思想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99年1期，春之卷）则从明人大规模有系统、有目的编撰一系列“经世文”或“经世文编”的活动入手，在排比分析明代经世文编撰的时间、收录的著作的基础上，分析了经世文的编撰与时代的关系。文章着重分析了明人的“经世”涵义，并进而指出近人以“实学”概念涵概“经世”一词有失偏颇。庞天佑《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史学月刊》4期）一文指出，受时代特征的影响，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大学者均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作者认为这一特征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可以隐约看到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朦胧曙光。
文化 段超《浅析明清商业文化中的儒家伦理精神》（《史学月刊》第2期）详细叙述了明清商业文化中儒家伦理精神的多种表现，分析了儒家伦理精神渗透于商业文化中的原因以及商业文化儒家伦理化的社会影响。南炳文《明代文化特色浅论》（《历史教学》10期）对明代的文化总结出了七大主要的特色，并分析了明代能取得如此辉煌而特色鲜明的文化成就的原因以及其局限性。孟彭兴《明清太湖地区文化发展刍议》（《史林》1期）一文认为，太湖地区的文化积淀比较丰厚，在明清时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这一地区的文化又带上了时代的烙印。作者从人才、学术、艺术等方面对太湖地区的文化特征作了论述。徐新照《我国明代火器文献及其科学成就》（《学术界》年2期）则认为明代出现的十余种火器论著是我国和世界上火器科学技术系统理论最早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火器理论著作。文章对这些文献的概况、科学成就、历史和现实意义作了论述。
中外文化交流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利用大量外文资料论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Dudink)著，尚扬译《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史林》2期）一文则统计了明末清初十几种目录书籍，对其中所收的耶稣会士的作品及其分类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些西洋著作的目录并未显示出西学的影响，但可以说明耶稣会的著作在明末清初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乔凌霄《明清之际的文化心态与西学传播效应》（《安徽史学》2期）认为，虽然晚明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并未包括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但在中国科学技术从中古走向近代的历程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作者甚至认为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也作出了一些近代科技性质的成就。”但作者也承认西学东渐产生的变革是有限的。文章对西学影响在这一时期受到的制约因素作了考察。加拿大蒂尔贡、李晟文《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中国史研究》2期）主要利用了当时的耶稣会士留下的书信、笔记与报告，考察了他们携入中国的西洋奇器的数量、种类以及它们在传教士布道中的作用。文章一方面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还把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与在北美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比较，作者最后指出，虽然一部分天文、数学等方面的奇器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这些科技成果在明末清初的很多人手里，只是掌上玩物。
科举在明代社会各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年度，学者从较新的角度对这一传统课题进行了研究。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4期，冬之卷）对明代曾有“科第世家”之称的江西铅山费氏家族作了深入的考察，探讨了这一科第世家在明代出现的背景，崛起的因素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这种个案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明代科举制度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4期，冬之卷）则把明清的进士与人才之时空分布作了分析，通过大量的数字和图表，作者指出科举的中心也是人才的中心，前者的转移带来后者相应的变化。由此，作者提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作重新的评估。黄明光《论明代科举制度的民族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期）则分析了明代科举制度中的民族特殊性。
四 中外关系、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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