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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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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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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论证了士庶人有宗法的观点,李家骥《宗法今解》(《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李向平《西周春秋时期士阶层宗法制度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和《西周春秋时期庶人宗法组织研究》(《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等文均是。此外,李曦《周代伯仲排行称谓的宗法意义》(《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从人称、氏名探讨了周代宗法制度。
商代宗族制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通过对"示"、"宗"二字含义与用法的分析,认为商代王位继续制以嫡长子相传为常传,证明存在着宗法制。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践线》1989年第9期)则认为,卜辞中"亦"、"宗"的材料,不仅不能证明殷代已有了宗法制,而且相反证明殷代并不存在宗法制下的大小宗区别。探讨宗庙制度的有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商王室宗庙的设置原则与意义,附属祭所的作用及宗庙制度对王室统治的作用等问题。另外,郭旭东《商代征战时的祭祖与迁庙制度》(《殷都学刊》1988年第2期)也探讨了相关问题。
3、 诸国宗族研究
晋国：彭邦本《从曲沃翼后的宗法组织看晋国社会的宗法分封性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不同意曲沃代翼后献公沉重扫荡打击宗法制度甚至认为建立与宗法分封相对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观点,指出:事实上曲沃代翼后献公的激烈措施虽然沉重打击了晋君的近亲血缘集团,但并没有也不能扫除宗法制度,相反,在社会各个阶层,至少是国人以上各阶层中,宗法血缘组织仍然长期广泛存在,宗法分封活动在统治集团中并没有终结,整个社会的宗法分封性质仍然没有改变。张史《宗法制在晋国的衰落》(《晋阳学刊》1993年第1期)未能引述彭邦本的研究成果,仍然认为春秋时期宗法制在晋国遭到沉重打击,主要表现在嫡长子继承制遭到重创和公族势力遭到诛杀。
鲁国。李启谦《鲁君的家族组织及其与宗法制度的关系》(《东岳论丛》1988年第2期)认为,鲁君是被编织在大大小小的宗法组织和宗法制度之中的,他有所属"公族"宗族组织和相应的宗族制度,同周天子和卿、大夫、士有上下的宗族关系。
楚国。张君《试论楚国的宗族制及其特点》(《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结构趋向简单、陪臣设有发展为强大的宗氏、异姓贵族发展不昌,是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宗族制异于中原各国的特点,透露出楚国宗族组织由盛而衰、日趋解体的历史趋势。张君又在《试论楚国宗族制度解体的原因》(《安徽史学》1984年第6期)中指出,政治上县制的产生和分封制的废除,经济上食邑的取消和公禄的代兴,是春秋中期以降导致楚国宗族制解体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
(一) 秦汉至唐五代宗族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宗族研究绝大多数是在对门阀士族的探讨中涉及的,也有一些专门性的宗族研究。下面从这两方面做一介绍。
1、 宗族论
张鹤泉《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是汉代宗族研究的专论。他认为,有共同尊奉、祭祀祖先的仪式,有族人会议,族长支配族人,有明确的亲族范围,这些是东汉宗族组织明显的特点。东汉宗族内族人的联系体现在经济上相互赈恤,为族人血亲复仇、收养族中的孤弱者,以武装方式相互扶助方面。东汉宗族族人在法律上具有连带责任,以死刑和禁锢最为突出,东汉宗族组织对当时社会秩序有较大影响。如影响地方政府行使权力和地方选举,宗族武装发展地方独立趋势增强。从社会形态角度宏观探讨家族宗法制的有刘修明的《从东汉农村社会看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差异》(《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2期),该文通过对东汉农村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说明从古代农村公社衍变而来的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形式,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封建制度社会组织的纽带,等级-阶级寄寓于宗法关系之中。信立祥《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则论述了反映墓祭祖先的墓上祠堂问题,指出祠堂在汉代至少还有"庙祠"、"食堂"和"斋祠"三种不同叫法。这三种不同叫法的由来,都与古代的宗庙建筑有关。并论述了汉代墓上祠堂的形制,祠堂画像石的特点,祠堂石刻画像所反映的汉代人的宇宙观。
冯尔康用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研究南北朝宗族史,在《南北朝的宗族结构与士族社会特质论纲》(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从新的视野考察了南北朝时代的宗族。他认为这时宗族由与王朝相始终的皇族、高层仕宦者的宗族-士族、平民宗族三种类型构成。这三类宗族政治地位依次而下,使宗族处于不同社会层次,宗族类型的层次差异,同时也是社会的等级差别,它们之间有矛盾和冲突。这篇"论纲"是《南北朝的宗族结构与社会结构》长文的缩写,原文收入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上编第四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赵克尧《论魏晋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9期)将坞壁组织分为宗主豪强、家族共同体、流民三种类型,前二种是以宗族为核心的。李凭《论北魏宗主督护制》(《晋阳学刊》1986年第1期)指出宗主督护制的五个特点是:宗族无固定的区域,可以随意迁徙;宗族可大可小,在户口上没有一定的数量限制;比较强大的宗族往往既是生产组织又是武装集团;宗族内的阶级关系主要是以宗主为代表的豪强地主和荫附农民之间的关系;宗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基层行政组织的作用。谱牒学是家族制度的重要内容,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主要探讨了这一时期石刻谱牒,同时也论述汉代史传世系、谱牒叙述方式等问题。李裕民《北朝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考证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隋唐墓中出土的两件家谱。郭锋《晋唐时期的谱牒修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从各种史籍文献(包括出土墓志、碑刻、谱系写经残卷及姓氏书等)中存留的晋唐谱牒片断及有关记载的考察入手,对晋唐时期官私修谱的种类、体例、内容及社会政治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
魏承思《唐代宗族制度考述》(《史林》1987年第3期)比照宋以后的宗族制度,考察了唐代的家庙、族田、家法、家谱等内容,文章虽短,但提出了唐代宗族制度内容的新问题。
2、 士族门阀论
门阀士族形态是西汉魏晋南北朝降及隋唐的特有历史现象,一般来说,门阀士族属于世家大族类型的宗族。周天游就门阀形成于东汉的问题,连续发表《论东汉门阀形成的标志》(《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论东汉门阀形成的经济因素》(《史林》1989年增刊》)、《东汉门阀形成的上层建筑诸因素》(《学术界》1989年第5期)三文,从不同侧面专门加以论证。
士族门阀的典型形态是在魏晋南北朝。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兴盛,有大量专文问世,安群《十年来国内门阀士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就门阀士族的形成、门阀制度与门阀政治、士庶门阀等概念、门阀士族的历史作用、士族文化、门阀士族衰落、隋唐门阀士族问题,综述了1980至1989年的研究成果。门阀士族研究中,有一些是从家族个案研究入手的,这种方法的研究是从1986年开始的,至今不衰。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对截止到1995年底的20多篇论文从婚媾、仕宦、学术文化、兴衰原因、家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了综述。作者认为个案研究的内容严重忽视家族经济状况、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内容的研究,这是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此外,何德章《十年来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6年第2期)也扼要评述了"门阀士族制度"研究。由于已有上面的详细综述发表,在此不拟重复介绍,只就这两篇综述未加介绍的一些成果作一论述。
80年代以来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家族,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大族述论》(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台北)是专门研究江南世家大族的专著,对江东19个世家大族作了研究,探讨的问题是这些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经济地理环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兴衰、江东大族的文化活动以及集团结构,认为江东世家大族是一个世代簪缨家族构成的地区性政治集团。这一集团萌生于东汉,成长于孙吴,形成于东晋,在南朝由盛转衰,到唐中期之后方告完全衰落。《国学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载有两篇有关论文,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考察了五燕时期华北大族与慕容鲜卑的合作情况以及由此引起的华北士族社会的变迁。陈爽《"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诠释了"四姓"的含义以及由此而涉及到的北魏分定汉人姓族的标准,借以探讨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郭锋《晋唐士族的郡望与士族等级的判定标准--以吴郡、清河、范阳、郭煌张氏邵望之形成为例》(《唐研究》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探讨了晋唐士族郡望形成与士族家族形成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士族等级的判定标准等问题。冻国栋《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文,考察了汉末至孙吴时期吴郡四姓形成与发展、两晋南朝吴郡大姓的升降、隋唐时代吴郡大姓的替变等问题。
也有不者从谱学入手探讨了唐代的士族问题。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认为,士族在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下有所衰落,唐太宗修《氏族志》、高宗武则天时改《姓氏录》,均不断促进士庶合流。林立平《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过程--几件敦煌谱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报》1987年第1期)将唐代士族不断衰落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从隋末农民战争到武则天统治时期,武周时期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末五代之际。尤以安史之乱前后变化显著。张泽咸《谱牒与门阀士族》(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探讨了谱牒与门阀士族的关系。他又在《谱牒与唐代社会》(郑学模、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指出,郑樵《通志·氏族略》中概述谱学发展诸情况并不是十分准确的。
(四) 宋元明清宗族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内容和观点来看,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在该阶段,六七十年代留意族权问题的一些学者整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形成宗族研究的一个高潮。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族制度作为族权看待,多通论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如祠堂、族长、族田、族谱,注重族权同政权的结合,认为族权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的重要原因。这时也有研究者看到政权和族权矛盾的一面。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为第二阶段,宗族研究进入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对已有的宗族研究观点提出商榷,加强了断代、专题、区域和个案宗族研究。该时期宗族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看待,在其与政治的关系上更多地注意二者的互动关系,从宗族制度的功能分析转向结构的探讨,宗族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旧有宗族几大要素之外,看到了宗族制度与商品经济合谐的一面,注意到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和其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以上两个阶段的大致划分,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时期研究者的学术倾向性。
下面我们分几个方面分别介绍该时期的宗族研究。
1、 宋元明清宗族的整体性探讨
农村公社和东方社会理论影响了学者对宋元明清时期宗族的研究。50年代中期,历史学界进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少学者援引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农村公社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有类似的社会共同体,说明这正是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的重要特点。受这场讨论的影响,徐扬杰于1959年写了题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公社和家族制度》的论文、以这篇论文后半部为基础写作的《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在198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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