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对历史著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

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4]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5]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学、正始玄风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变化在《三国志》中也都记载不多。若无裴松之的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

　　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6]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7]《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8]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9]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

　　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

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10]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11]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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