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

《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内省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两传比较，《后汉书》的内容显然比《三国志》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后汉书》增加的部分可以从《三国志·袁绍传》裴注所引《英雄记》中找到来源。《英雄记》载：

　　成字文开，壮健有部分，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英雄记》又载：

　　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武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范晔所增加的内容与裴注所增补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来自《英雄记》。类似的情形在《三国志》裴注与《后汉书》中屡有发生。《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

《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魏书》：

　　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

《后汉书》卷75《袁术传》：

　　（术）归帝号于绍曰：“禄去汉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欲扶衰奖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绍阴然其计。

《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英雄记》：

　　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

　　（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按此，裴松之、范晔都注意到了《三国志》以外的众多历史记载，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裴松之补充史实的办法是将其拿来为《三国志》作注，而范晔则将其径直写进了史传正文。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的撰写者早已注意到了此点。作者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发现“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或许限于体例，作者未能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而此点正是本文最感兴趣之处。《隋书》卷58《魏澹传》载魏澹所作《魏书》义例。其中引用了范晔的一段话：

　　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这里，范晔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反对《春秋》体，是因为这种体裁“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他赞成纪传体，是因为这种体裁“网罗一代”，“事义周悉”。范晔的这段评论不见于南朝史籍，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给人以传闻的感觉。但联系上述《后汉书》与《三国志》裴注的比较，魏澹所说应该是可信的。范晔对史料的处理方式虽然与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历史事实的丰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区别的。
　　追求义理还是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这是经学与史学的根本区别之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1] 义即义理，这是孔子改编《鲁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32] 又说：“《春秋》以道义。”[33] 至于选择以《春秋》来“道义”，则是因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4] 这样一来，在经学的范畴内，历史就只是成了“道义”的工具。而从史的角度讲，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才应该是第一位的。范晔说春秋体“文既总略，好失事形”就是从史学的立场上对《春秋》所作的批判。在经学昌盛的汉代，如此议论《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范晔以后，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如沈约《宋书》多达一百卷。刘知几就此批评说：“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35] 梁、陈两朝时代不长，但据《隋志》载，谢吴所撰《梁书》竟达一百卷。陈代顾野王所撰“《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36] 现存的《南齐书》六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篇幅虽然远不能与谢、顾二书相比，但若与《三国志》相比，仍然不算短。就时间而论，三国历时六十年，齐历时二十三年，梁历时五十五年，陈历时三十二年。三国时间最长。就卷数而论，《三国志》总卷数虽说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吴三书原本是各自单行的。若分开计算的话，《魏书》只有三十卷，《蜀书》只有十五卷，《吴书》只有二十卷，篇幅比齐、梁、陈三书短得多。[37]
　　我们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删减史书的事例。梁豫章内史张缅撰《晋书钞》三十卷，阮孝绪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裴子野删沈约《宋书》为编年体《宋略》，该书只有二十卷。但从总的方面看，删减史书在南朝不占主流。象晋人那样推崇简略的话在南朝几乎见不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关注的不在于旧传统的延续，而在于究竟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说：“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刘氏距离南朝不远，当时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应该是有根据的。只是他还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乃是经学对史学影响逐渐衰退后的自然结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现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三、裴注以后的注释

　　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38]他的认识是正确的。裴注以后，尽管还出现了若干家类似的注释，但从总体上看，更多的注释家还是继续采取名物训诂的旧式方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宋书》卷64《裴松之传附裴骃传》：“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着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裴骃承父业，以注释《史记》而留名。不过，裴骃集解《史记》，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响。张守节说：“裴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39]  王鸣盛说：“世家自陈涉以下，列传自张耳、陈余以下，裴于徐广旧注外但袭取服虔《汉书注》、晋灼、臣瓒及蔡谟《汉书音义》，裴所自为者十无一二。”[40]  裴骃以后的注释家注意力仍在《汉书》，“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41] 一直到唐初的颜师古，这些注释家在注释《汉书》时，都是采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种旧方法。既然经学影响逐渐衰退，何以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却又死灰复燃？
　　通观前后，可以发现裴注一类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记载范围基本都不出东汉到东晋这一时段。王规所注《续汉书》、刘昭所注《后汉书》，记载的是东汉的历史，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42] 刘昭伯父刘肜所注《晋纪》记载了西晋一代的历史。北魏宋绘所注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包括了西晋、东晋两个时期。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涉及的时期则正好是从东汉到东晋。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裴注的特点是以多家史书注释一家之书。这就意味着若要采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众多的相关史书可以用来参考。汉末魏晋以来，这个条件是充分具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汉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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