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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裴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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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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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12]
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13]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14]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15]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16]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传》云‘?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17]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18]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先是在经学领域，而后又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一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为了说明风气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东汉至东晋的情形。
《论衡·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汉之际，经学中已经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后汉书》卷31《孔奋传》：“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弟奇……作《春秋左氏删》。”又，《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删减后的“樊氏学”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于是又有继续删减者，《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删书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传为《欧阳尚书》。《欧阳尚书》除朱普章句外，还有其它流派，《后汉书》卷65《张奂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又，《后汉书》卷79下《伏恭传》：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继此潮流而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及荆州学派诸学者仍在从事着此类工作。《后汉书》卷35《郑玄传》传末范晔论曰：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17《刘表传》引《刘镇南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
经学是义理之学。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9]前引钱大昭也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这些认识其实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按汉代今文家的理解，义理应是在阐释经书的章句之中。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繁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0]
比两汉之际发端的经学删减运动稍后，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注：“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卫飒，东汉初年光武时人，《后汉书》有传。卫飒以后，又有杨终删书。《后汉书》卷48《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同卷《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伏无忌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传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于今。”删书最著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论及《汉纪》，自刘知几开始，都比较关注其编年体体裁的问题，而对于其意在删减的编纂目的则多有忽略。荀悦以后，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有《三史略》，也属删减之作。《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将这些散在各处的零星记载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
蒙文通先生曾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21] 联系上文，这个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到晋代，这样的例子的确更多了。晋祠部郎王蔑撰《史汉要集》二卷，“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22] 除此之外，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体现在对东汉历史的撰写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这是说记述东汉历史最早的书是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据《隋志·经籍志》着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魏晋以后的多种《后汉书》都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史传篇》又云：“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迄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这里是在讨论纪传体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见。傅玄，魏时“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又“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23] “讥后汉之尤烦”，大概就出自该书。“后汉”是指《东观汉记》。魏晋时期认为《东观汉记》烦杂的不止傅玄一人。据《晋书》卷82《司马彪传》载，西晋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理由是：“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东观汉记》属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后来修史者自然要补其所缺。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记述烦杂”。按他说，此前谯周虽然已经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有必要重写。他的《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按《隋志》着录稍有不同，易“篇”称“卷”，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为一卷，两书所记出入不大。[24] 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纪、志传，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东观汉记》确实删减不少。与司马彪同属西晋的华峤撰写《汉后书》，也是意在删减。《晋书》卷44《华峤传》：“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较之东观书，删减也不少。东晋袁宏着有《后汉纪》。他在自序中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与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写作体会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5]五难之中，“烦而不整”居于首位。着后汉史者追求简略如此，而着晋史者也是如此。“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26]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27]
崇尚简约不仅影响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响到两晋的史学批评。《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张辅根据《史》《汉》字数多寡来评价班马，因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有趣的是，出自同样的理由，干宝则对《史记》多有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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