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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复书与別纸

时间:2009-8-8 16:50:48  来源:不详
92),而《南史》和《南齐书》本传记上件让启却是在永明元、二年。据《南齐书》传称其永明元年上手启已有“自倾以来,宿疾稍缠,心律恍惚,表于容状,视此根候,常恐命不胜恩”语。所以“劳疾”未必是指“疾笃”。另外据让启中有“前侍幸[萧]顺之宅”语,根据史料所载萧顺之死的年代,作启时间即使不在元、二年,也不会超过永明八年[7]。因此,别纸不会是指《疾笃启》,而是指让屋的“烦长启事”本身。
  那麽,为什麽要称让启为别纸呢?这是因为,让启可能是萧嶷同时上齐武帝书中的一件。例如上揭永明元年手启就是因其授官“领太子太傅,解中书监,余如故”而上。启中说道“陛下同生十余,今唯臣而已,友于之爱,岂当独臣钟其龙遇。别奉启事,仰乞恩照”;所谓“别奉启事”也是别纸。试想授官当有谢表,或按规定有其他公文程式。然启中言事,甚及于私,与固定格式的公文体例不合,故别附于外,于是便有了所谓别纸。作为“烦长启事”的让启情况大体相类,而周鲂所上孙权表外的“笺草”七条也是同样性质。这种公文之外“别纸”的使用也许就是杜氏书仪所谓“齐梁之际,另立标统”之一吧。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文书和文献,“别纸”除了作为“另一张纸”的本意之外,从它出现时始,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一封书信的另件或另纸,也就是上述第三第四意的综合,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而非泛指,特别是用在官牍中的时候。

三 别纸作为官场酬应和专文叙事的应用

  关于别纸的具体运用,陈文已引述P.3906书仪所说:

凡修书,先修寒温,后便明体气,别纸最后。

并指出别纸应当放在寒暄时节天气、问候身体平安的礼仪之后,而且要与这些套话分开,另成一个部分,按照这一规定,别纸其实是和吉凶书仪中的吉仪复书很像。例如前揭吐鲁番出土高昌书仪中的《与伯书》前纸有“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伯尊[体]何如,不奉动止,下情倾(?)驰”语,就是专门用于“修寒温,明体气”的。此外更有通婚书。如陈文已指出,敦煌P.3909《通婚书、今时礼书本》中已明确将“别纸”作为通婚书和女家答婚书的复书第二纸,而它的前一纸,本来也是“修寒温,明体气”的,正式求婚的意思都是放在第二纸当中。
  《月仪》或者朋友性质的《相闻仪》等大体也不违背这一原则。如索靖《月仪帖》“正月具书”的“大蔟布气,景风微发,顺便绥宁,无恙幸甚”等就都是寒暄问候语,而下纸才轮到畅叙友情和对朋友渴想之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别纸和复书不过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罢了。它所遵循的原则和原来吉仪复书完全一样。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如陈静所说,由于如“孟春犹寒,伏惟某官尊体动止万福”一类套话尽人皆知,所以在书仪中便往往可以省略,尽剩“别纸”作为主要内容。这样别纸便有了独立而特殊的作用,而且别纸的内容大多不重复,没有特别的限制,这又是它们与固定格式的复书不尽相同之处。二是别纸在唐代出现的时间。唐代前期的书仪中只见复书而不见,别纸一称更多地是出现在唐后期五代,而且多是在官牍文范或称表状笺启书仪中,这种情况几乎很少例外。
  出现在官牍文范或表状笺启书仪中的别纸,甚至成为某种官文的别称。《新唐书》卷六○记有薛逢《别纸》十三卷(《通志》卷七○又载有《薛逢刀笔》一卷)。薛逢,新旧《唐书·文苑(文艺)传》言其曾为河中节度使崔铉从事,后入朝历侍御史、尚书郎,官至秘书监。别纸或者“刀笔”,应当就是他任藩镇记室或入朝后代他人或自己的官场应酬之作。今《全唐文》和《唐文拾遗》仅存其文十六篇,内有书、启等十三篇,均不以“别纸”为名。不过,这些书启大都直叙其事,并无寒暄问候语,如《谢西川白相公寄赐新诗书》直言“伏蒙仁恩,猥垂下顾,兼赐新诗三十首”,《上崔相公(铉)罢相启》也是从头即慰罢相事,不知其中是否有省却第一纸问候语的“别纸”在内。此外标明别纸的,还有存世如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上座主尚书别纸》、《贺除礼部尚书别纸》、《济源别纸》、《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等多首。可以肯定,以上别纸基本上都属于官牍性质。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也有大量散见于起居、贺官、贺节、赠物和用于其他各种场合的官文别纸。其中确实有不少是删去了修寒温、明体气客套话的专门叙事之文。例如P.4092《新集杂别纸》有《贝州司空》一首,开头即是“伏以司空定难功高,平戎绩著,散廡金而不惭往哲,碎玉壶而宠迈昔贤;故得逈住宸襟,允膺殊渥”。虽有吹捧,但非寒暄,可以说是直入贺官“正题”的。又如P.3931中灵武节度使致甘州回鹘的书状别纸,都是涉及与回鹘关系的具体事实。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全部,同是《新集杂别纸》的“月旦贺官”即不是如此。例如“三月”一首道“伏以画鸭嘉辰,斗鸡令节;柳坼而黄莺显瑞,花鲜而曰驇呈祥。伏惟司空贾寇齐声,龚黄并价;夙著治民之绩,久彰及务之仁。(下略)”,内中虽无“明体气”却不少叙节令的“修寒温”,可见别纸的内容并不是绝对不写套话,而是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所定,其用途也不一,有的只是为了表示贺节、贺官的郑重,如上述给节度使、朝廷大僚等的“月旦贺官”及“贺端午别纸”“贺正别纸”(P.3906、P.3931);有的是赠物,称“寄信(物?)别纸”(P.3906)、“具信”(P.2539v);有的就是切入主题的奏事或具体谈事了。
  官场中奏事或谈事采取别纸形式,原因之一是官文的格式、用法严格。表是表,状是状,奏(启)事是奏(启)事,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其实P.3900《唐前期(武则天时期?)吉凶书仪》已经反映。此书仪在给皇帝《庆正冬表》的“题函面[语]”中说明“应奏事者,但修状进其[状]如前”,并在下面记述了奏事的格式:

  某事某事略述事由。某年某月日敕遣臣勘当前件事如无制敕荷处分自须奏事者,依前头上建事由;右已下叙述委曲讫,云谨状。某年月日具臣姓名进……状后年月日具官姓名状(以下略)。

这件奏事状附于表后,但与表不相连,后且要另具月日官名,可见如果奏事与表的内容无关,很可能是要别纸书写。
  给皇帝的表状、奏事需要分开,给官员特别是长官的公文也有同样的讲究。如陈文所示,晚唐五代别纸于官场奏事启事的特别多,恐怕就是由于有这样的需要。另在公文奏事之外,又有私事私情的表达,就更需要放到另纸之上了。李匡文《资暇集》卷下提到“大僚纸上题签,起于丞相李赵公(李吉甫)也。元和中,赵公权倾天下,四方缄翰日满阍者之袖,而潞帅郗士美时有珍献。赵公喜,而振武别纸则附于潞(按此句似应改为“而潞之别纸则附于振武”)。时阿跌光进(李光进)帅麟,览盈幅手字,知误,画时飞还赵公。赵公因命书吏,凡有尺题,各令签记以还,故于今成风也。”其中“别纸”明谓属于“尺题”,应在正式的公文之外,附着于公文,故称别纸。联系前揭魏晋南朝“别纸”用例,也基本上是在公文中。所以别纸的创作,应当来源于公文。这是别纸和复书两者最大的区别。即复书原来是用于家族朋友的一般场合,而别纸却是官场酬应之作。晚唐五代书仪中虽有将通婚书的第二纸也称作“别纸”的,但那只是后来两者被混淆了,并不是原来就不分。唐后期五代社会日益官僚化,时人也愈来愈重视官场生活。别纸是官场酬应中少不了的,可以作为固定格式的公文之后的另外叙事和说私话,当然更用在对长官的贺官、贺节、起居仪中以表达恭敬和郑重之意——在这一点上,它的性质又同于复书。所以,它才会在唐后期表状笺启书仪中大量出现并流行于社会。

四 关于重叠别纸

  别纸并不一定是正书外仅加一纸。《北梦琐言》卷四称唐宰相卢光启“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卢光启《新唐书》卷一八二有传,称其“字子忠,不详何所人。第进士,为张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凤翔,宰相皆不从,以光启权总中书事,兼判三司,进左谏议大夫,参知机务。复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光启后被朱全忠所杀,但原先仕途不可谓不顺。《北梦琐言》同条说他“先人服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塗(途),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文苑英华》卷四○五薛廷珪《授卢光启等遂王友制》也称其“皆以丽藻雅文,独行当代”。是卢光启以文学进身,虽因先人犯罪服刑而致其出身不佳,但他善于进取谋职。“凡一事别为一幅”的“八行重叠别纸”是否由其创造,尚有可疑(详下);但这种别纸既是迎合了“勤于请谒”之需,又号称“精切”,就必然在礼数周详的同时,具备了使官场奏事清楚明白的特点,所以它的流行可想而知。问题是“重叠别纸”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敦煌P.2945被定名为《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稿》的一件书仪使我们得到关于它的启发。
  这件状稿的第一件有“相公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乙蒙恩,限守遐方,[末由拜]谒。谨奉状不宣,谨状”一类格式化的问候和用语,末尾有“七月九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的日期和署名,毫无疑问是“修寒温、明体气”的正状。第二状只有“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愿精嘉药膳,以安社稷生灵。伏惟恩察,谨状”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署名“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厶乙状上”而没有日期。在这件的下面还有六件,除最后一件是“凉州书”以外,余皆注明“又贺别纸”或“又别纸”。论者关于这件文书的年代及归义军留后究竟是谁尚有争论[8],但一致认为前七件书状和别纸都是留后致朔方节度使的,只有最后一件《凉州书》与之不同。从第三件开始,其别纸或说明已派出朝贡使团,请求朔方节度使在沿路予以关照和保护;或感谢朔方遣人“贵达方音,申阳关之宁谧”的厚意,告知得到朝廷来使“泽漏西天,诏宣荒裔”的欢欣;或解释朔方来人耽留,“盖缘(朝廷)使臣未行,所以稽迟回撤”的原因;或赞颂朔方节度使沟通敦煌与中原关系的恩德,表达感佩和敬羡之心。单看每一件别纸,可以认为各是一事,但是合而观之,却可以看得出皆有联系,并都关系到归义军遣使中原的问题,前后所说是一件事。根据写信内容和时间前后参差,或会认为,文书中的一件件别纸都是归义军在不同时间分别给朔方节度使的致信。但是其中一件别纸分明说道:“伏以边荒古戍,元本以(与)朔北通烟。十五年来,路鲠艰危阻绝”;《凉州书》也点明“前载得可汗旨教,始差朝贡专人,不蒙仆射恩隆,中路被温末劫杀”的事实,和提出“今乃共使臣同往,望仆射以作周旋”的请求。这就是说,归义军方面通使曾经失败,所以准备再次派遣朝贡使团与朝廷使臣同往。在此之前,敦煌与朔方之间的道路是多年来始终未打通的,所以就是朔方来人,也不得不等着与使臣一起出发。既然如此,敦煌怎麽可能一次次派人前往送信?由此推测,这些反映一段时间以来(从朔方遣人送信到朝廷来使到敦煌最后派使团出发)敦煌归义军动态和运作的别纸,只能是在派遣使团的同时一同带走。书状中的第三件写道:“谨差节度都押衙张进诚奉状陈谢”,则带走书状的使人是张进诚。
  而如果这样来解释,则除了《凉州书》之外的七件文书应当并为一状。第一件是状的开头,第二件是状的继续。此状虽然没有注明“别纸”,但事实上应为第一张别纸。惟其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麽以下的别纸都加“又”字,而只有这张别纸与第一状结合,并加上其他五件“又贺(谢)别纸”、“又别纸”(不包括《凉州书》),才组成一件完整的书状。且如前所示,各件基本上是一事一纸,涉及到中原王朝来使示意,并通过朔方节度使斡旋和归义军决心通使中原的全过程。它的别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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