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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复书与別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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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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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别纸的层层套叠的形式，正是重叠别纸的典型。这些别纸之所以被抄在一起，很可能是作为归义军的档案或文抄。
以这件书状提供的范式去寻找，在存世文献中其实也能够发现“重叠别纸”。比较典型的一件是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二○（《唐文拾遗》卷四二）《上太尉别纸五首》。崔致远是淮南节度使高骈巡官，该书为其任职藩镇时作，是一部典型的“掌书记文集”。别纸五首是其本人上使主书状。五首中，自第二至第五都标明“又”，很像是P.2945的情况。第一首称“某启，昨以乡使金仁圭员外已临去路，尚阙归舟，恳求通行，仰候尊旨。伏蒙恩造，俯允卑诚，今则共别淮城，齐登海舰（下略）”。这是说明得到高骈准许登船出海，并为此表示感谢和怀恋之情。第二首称“某启，伏奉手笔批诲，一行人并善将息风涛者，俯顾微流，仰窥尊念，望淮海则陟遐自迩，指风波则视险如夷”。这是说在海上行进，并再次表示“下情无任感激攀恋兢灼之至”。第三首是“伏奉尊诲，药袋子悬于船头，不畏风浪，慎勿开之者。仰挂青囊，远踰碧海，必使天吴息浪，水伯迎风。既无他虑于葭津，可访仙游于蓬岛。惟愿往来无滞，忠孝克全（下略）”。这是企求海上的平安。第四首称“某舟船行李，自到乳山，旬日候风，已到冬节，海师进难，恳请驻留。某方忝荣身，惟忧辱命，乘风破浪，既输宗愨之言；长楫短篙，实涉惠施之谋。虽仰资恩煦，不惮艰险，然正值惊波，难踰巨壑。今则已依曲浦,暂下飞庐，……候过残蜡，决择行期（下略）”。这是说明遇风浪不得不停留的苦衷。第五首称“某启，自叨指使。惟欲奋飞，必期不让秋鹰，便能截海。岂料翻成跂鳖，尚类曳泥。虽慎三思而行，且乖一举之雋。既劳淹久，合具启陈（下略）”。这是再度表达了不能成行的无奈，最后并用“龙鹄无失，藩羊无失，惟愿时然后行，必当利有犹往”之类的话以自解，示将随遇而安。总之，五首所言都是出海之事，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过程，但主题、中心为一，前后贯通。出海时不大可能一次次的派人送信，这些别纸也应当是一次送出。如果我们判断的不错，在这五首别纸之前，还应有一纸正状，内有“相公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乙蒙恩，……谨奉状不宣，谨状”之类问起居的套话，否则会显得突兀和无礼。正状加上五首别纸，才是一件完整的书状。
另外从上例也同样说明，有时重叠别纸的使用是可以记载一段以来发生的事情。须知卢光启的“八行重叠别纸”就是使用于“清河（张濬）出征并汾”之际，则由于征战之际通信不便也应是重叠别纸产生的一个原因。晚唐五代常常出现动乱局势，交战期间书信不方便寄出大概是常事，所以只能随时写下一并送到。敦煌P.2945卷尤能说明这一问题，试想其时道路不通，朝贡如不组织使团且无各方保护则不能到达。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一次次派出使人送信，灵武使者长期逗留敦煌和七件书状别纸的时间跨度长由此不难理解，所以除了叙事清楚外，可以将一段时间内随时发生的情况连续奏报并集中发出，这也是重叠别纸使用的意义所在。
崔集卷一九又有《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和《与金部郎中别纸二首》，均为代高骈所作，其第二首均标明“又”，是否重叠别纸也甚可疑。虽然一为接楚州来的“尚书”，一为与出牧州郡的某“金部郎中”的应酬文字而内容有别，但两件的形式非常相似。其第一首都以“不审近日尊体寝膳何似”之类语开头，接下都有天气或者时景的寒暄，如“伏以源滋桐柏，浪接蓬莱，虽惭临郁燠之期，而宛对清虚之境。开乐镜而真同月映，泛膺州而况值风调”；或“况属迟日载阳，光风遍煦。燕歌莺舞，深知酌桂之欢；智水仁山，静月据梧之兴”一类。接下来的第二首才是更具实质性的。文皆以“某启”开头。“迎楚州行李”言及“今月某日专使至，伏蒙恩慈，特降尊诲。跪读欣忭，不任下情。伏审尚书远赴天庭，将遵水道。整兰桡而思郭泰，指桂苑而访刘安”的来龙去脉和“今者伫迎鹤驾，即觑龙章；既知天幸遭逢，唯切日深踊跃”，准备迎接的急迫心情。“与金部郎中”也在地其第二首中也用大量的形容词语吹捧对方“大雅含清，中庸处厚，既以高明肃物，能将全德镇时”的德行，和“兰抛粉闼，竹领朱轓；出分天子之忧，来慰海人之望”，即到地方来任官，发挥才能，前程远大，以致“入觐蓂阶，坐调梅鼎”并非“月中之梦”；表达了自己“仰趋马帐，忝预生徒，无任攀恋祷祝兢惕之至”的企羡之心。两件书状文字优美，很像是早先月仪或者朋友书仪的翻版。这样的书状，很可以使人了解到在文人的笔下，怎样“古为今用”地将原来的文学形式改头换面地照搬到官场酬应中来。不过，既然称作别纸，则我认为两件书状也都不是完整的。在别纸之前，问安或问起居的正状还是不能少的。
崔集中还有许多别纸，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卷七还有“别纸二十首”，其中《滑州都统王令公三首》、《郑畋相公二首》、《吏部裴瓒尚书二首》、《宣歙裴虔馀尚书二首》、《盐铁李都尚书二首》等也都是一人两首以上。但这些别纸并不一定都是重叠别纸。如《郑畋相公二首》就明显为两次，一次时间在中和二年（882）二月郑畋命相，一次却在他被罢为太保之后。此外崔集卷八、卷九、卷十的书状中有《徐州时溥司空三首》、《幽州李可举大王四首》、《都统王令公三首》、《浙西周宝司空五首》、《宣歙裴虔馀尚书三首》、《护军郄公甫将军三首》、《壁州郑凝绩将军二首》等；虽然也是一人多首，但原集既没有指出，也很难从内容上认定他们就是别纸或重叠别纸。别纸有时不宜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别纸和重叠别纸用于下对上或表尊敬的场合比较多，上对下则不用。它们与一般书状一样，显然都是藩镇与朝廷或藩镇之间、中央地方官员之间相互往来的产物，是当时各种政治关系的真实反映。别纸的大量使用，的确是适应唐末五代中央地方政治生活和官场交际的各种需要。
崔集中重叠别纸的出现，也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北梦琐言》提出“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卢光启）始也”，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如说卢光启创始，则时间不早于“清河（张濬）出征并、汾”的大顺元年（890）[9]。崔致远是与卢光启同时代的人。但是，根据崔致远进《桂苑笔耕集》的奏状，其时间是在中和六（元？）（881）年的正月。如果本文对崔集中重叠别纸的判断无误，则重叠别纸的形式在中和以前就已经有了。《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提出卢光启创造是由于看到当时社会的流行，并且用一“盖”字，说明也是一种推断。笔者推测，社会以卢光启为榜样是因他名气大、文笔好，或者是因他将已流行的别纸用八行笺又规范了一下，使之更加简明清楚。如果只说重叠别纸的话，其创作应在崔致远之前，而且至少文人荟萃的江淮一带早就流行了。笔者曾经讨论过掌书记文学对表状笺启书仪文集制作的影响，重叠别纸也有可能是在藩镇地方首创而传给中朝人士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符合唐末五代文学传播的规律特点。
以上是关于别纸的一些补充。由于史料阙失和记载不明，我们在文献中发现的别纸和重叠别纸还不是很多。另外我怀疑有些官文书启虽然从名称及形式看都是一纸单书，实际却是无开头语而直叙其事、去掉了第一纸寒暄的别纸，这就使我们无从分别。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和发掘。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创的复书和别纸本有民间和官场的两种功用，但唐以后随着民间吉凶书仪中复书应用的不断减少，表状笺启书仪和传世文献中的官牍别纸却是逐渐增加。这就是说，一方面贵族创造的繁琐礼仪随着庶民社会的发展需要走向简约，但是另一方面新的繁文缛节却又在业已成熟的官僚社会中滋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模式。中古社会的礼仪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递进，书体的变化也是如此。不过，形成两纸或多纸的“别纸”并不是以往复书的简单重复，而是有着实际内容并有着自己的规格，从而体现着时势的特殊要求。所以，进入宋代以后，别纸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出发，别纸的频繁使用显然不能认为完全是一种书信形式的倒退。
[1]《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定书仪镜》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371—374页。
[2]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63—281页。
[3]《敦煌学集刊》1999年1期，105—114页。
[4]《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69—71页。
[5]《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定书仪镜》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371—374页。
[6]《敦煌学集刊》1999年1期，105—114页。
[7]按萧顺之死于永明八年，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七，标点本4296页。
[8]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使资料》第十一辑）首提出这件文书的年代在后梁贞明中，留后是曹仁贵（议金）。之后，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也同意这一说法。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则认为留后是曹元德。笔者认为留后是曹元深，将于另文详论，故此处不再赘述。
[9]详《资治通鉴》卷二五八，中华书局标点本8399—8411页。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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