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国内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
 |
时间：2009-8-8 16:50:58 来源：不详
|
|
|
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通过对青藏高原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撰写出一批高水平的科学考察报告和论著，揭开了藏区自然之谜，把握了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特点和规律，为开发藏区、发展藏区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藏区的城镇、乡村和牧场，进行艰苦细致的实地调查，分析藏区社会现状，探讨发展藏区经济的优势和不利因素，规划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开发藏区、振兴藏区献计献策，对藏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学术文化上，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祖国藏学事业，促进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使藏学成为国际“显学”。藏学工作者通过著述立说、翻译介绍和出版发行，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发展，其丰硕的成果对揭开西藏神秘的面纱，增进了国内外人士对藏区的了解，让国外了解西藏和其他藏区，了解藏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学术的繁荣，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国外藏学的萌芽。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中论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者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有关于吐蕃的记述，但都是一些传闻。国外对藏区和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认识，始于17世纪。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这些传教士和探险家对于藏区和藏族的介绍和描述，成为国外藏学研究的开端。
国外藏学的诞生。19世纪，适应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扩张，西方东方学（汉学、佛学等）形成国际性学科，藏文和藏传佛教研究也受到重视。欧洲研究藏文的工具书陆续出版，为国外认识和研究藏区和藏族奠定了基础。后来，随着西方官员和学者大肆掠夺我国的文化遗产，导致藏文文献的流失，客观上对国外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欧洲学者对西藏的系统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终身致力于藏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研究，并出版了《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
国外藏学的形成。20世纪以前，国外藏学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藏学的大发展是从20世纪开始的。进入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发起了对中国藏区的侵略。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军官荣赫鹏率军侵入拉萨，用枪炮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为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进入西藏扫除了障碍；1906－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从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掀起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13年，在英国的策划和操纵下，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签订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藏区分为“内藏”和“外藏”，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侵略行为，对外国殖民主义学者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研究藏区和藏族在西方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的《西藏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
国外藏学的发展。20世纪下半叶，国外藏学的发展，以1959年和1978年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1959年西藏叛乱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并带走了大量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一方面，达赖喇嘛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方财团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并聘请流亡藏人进行协作研究，各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藏学资料开展研究，并到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外藏人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藏文文献和藏族文物，藏学研究领域扩大，从60年代前的历史、语言和宗教，拓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天文历算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的藏学家，如意大利的图齐、伯戴克，法国的戴密微、巴考、石泰安、拉露，英国的托玛斯、斯勒格诺夫、西门华德、兰姆，德国的海西希、弗兰克、霍夫曼，匈牙利的乌瑞、李盖提、罗纳塔斯，苏联的库兹列佐夫，捷克的高马士，荷兰的戴琼，日本的佐藤长、多田等观、山口瑞风，印度的罗开什·钱德拉、辛哈，美国的威利、鲁埃格、米勒等，撰写出版了一大批藏学论著，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
1978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到国外讲学、开会和进行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藏学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外藏学纠缠在一起，使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应当看到，旅居国外的藏族藏学家对国外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国际知名者有：意大利的南喀诺布教授；被小罗贝兹称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藏学大师的格西旺杰；法国的桑丹·噶尔梅博士；德国的邦龙活佛（博士）和察雅活佛。）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藏学走向繁荣和国外藏学第三次高潮的到来，藏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藏学发展成为国际“显学”，是由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促成的：第一、文化和宗教因素――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吸引力和神秘感。第二、学术动力――中国大陆藏学的大力推动，台港藏学家的积极参与，国外藏学家掀起的三次藏学研究高潮。国外的学者在藏学领域的辛勤耕耘，推动了藏学的发展，扩大了藏学的影响。从近20年的西文出版物和第1－8届国际藏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国外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其研究重点是藏传佛教，脱离政治搞纯学术的学者占多数，这在欧洲藏学界尤为突出。第三、政治原因――在国际上，由于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分裂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活动，致使西方藏学与“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国外藏学与国家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
近年来，研究近现代和当代西藏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外藏学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信仰自由报告西藏部分以及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简称TIN），促进了国外藏学与“西藏问题”的联系，使国外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成为一些外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外藏学为国家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竭力为西藏独立辩解
由社会历史环境、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学术传统所决定，外国藏学家中，不少人都将西藏视为独立国家，因而他们的论著几乎都贯穿着一个主题――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是对这个国家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在贝尔的《西藏今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汉译书名为《英国侵略西藏史》），黎吉生的《西藏简史》，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等书中有充分的论述。同时，部分流亡国外的藏族学者，在其论着中大肆鼓吹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为西藏独立造舆论，以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为代表。由于这些出版物的作者都被西方人视为“西藏通”，因而他们的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成为西藏独立的理论支柱。
2、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在“西藏问题”上，这种“参与研究”的特点十分鲜明。在这方面，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尔斯坦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雪山狮子与龙――美国、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以及他和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中，带着一种“使命感”，积极为中国、美国、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
在《雪山狮子与龙》一书中，提供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条“中间道路”。戈尔斯坦说：“我们不能指望在对现在正处于其十字路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没有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求得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希望该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国能够进行一次解决这个冲突的对话。
戈尔斯坦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央同达赖喇嘛进行的几次会谈进行了分析，不仅揭示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证明，“西藏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赖喇嘛之所以不能回归西藏，关键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因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而导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造成的。他写道：“北京当局在1978－1979年就希望抛开西藏问题，寻求与达赖喇嘛达成和解。他们自视为实行了改善西藏环境的政策的改革者，并且正确地考虑到与达赖喇嘛关系的正常化将是他们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谈中怎样对汉人作出反应。”“他们应当采取一种更为调和的姿态，确信这对他们来说，是求得自己能够保持一个种族意义上的‘西藏人的’西藏的最佳待遇的唯一机会。”然而，流亡政府受到重建“大西藏”－－即重建一个包括传统的“政治的西藏”和“种族的西藏”的西藏的严重束缚，这是从流亡政府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来考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去流亡政府中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的官员和信徒的支持。因而在同中共会谈时，他们“只谈一般的条件，例如展示有关西藏和汉藏关系的历史文献。所以，这些磋商就没有认真考虑和对待关于达赖喇嘛回归的实质性问题。藏人只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发表了一个评论，‘附带’陈述，假如中国愿意向台湾提供‘一国两制’的选择，西藏就应当得到远远高于‘一国两制’的地位。汉人对藏人所持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流亡者以友好和愿意合作的方式来商谈关于他们回归的细节，当他们表明，要以不准备接受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的方式，坚持要谈判一般问题和过去的历史时，便使会谈受挫。北京希望和解，但不希望在西藏自治区的政治统治中的变化的问题上同流亡者进行一种真正的与和取（讲价钱）。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不仅没有使‘西藏问题’的解决产生新的进展，而且还在北京关于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行性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后来于1982年举行的会谈中，流亡当局以不对会谈发表评论的方式表示出某种善意，可是同时又继续攻击汉人的政策和在西藏践踏人权，……甚至还指控汉人进行种族灭绝。达兰萨拉仍然感到寻求一种敌对的互动模式，比强调和注重友谊与和谐融洽更加称心如意。”
戈尔斯坦在《达赖喇嘛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美国对西藏和中国的政策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一直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和西藏的待遇，最初将它们与是否决定批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在一起。尽管有这种担心，但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美国还是批准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然而，美国又继续表示对中国人权的忧虑。
戈尔斯坦指出：“对藏族来说，民族主义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影响西藏社会的不是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藏区内部各亚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说：“在5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思想在西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因此，达赖喇嘛现在清楚地向许多藏人阐述民族主义。……他是能够为他们的事业鼓吹的人物。他扮演了一种非常为难的角色。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是，他已经成为全体藏族的民族主义的象征。”“在西方，我们有一种坏习惯，这就是设法找到问题并把它们公之于众，可是政府却有一套不同的兴趣，通常，需要帮助的人们，只能获得一种象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