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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乌托邦的守护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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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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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不安的灵魂。文学可以弥和现实中分裂的人格，可以滋养健全的人性和枯竭的灵魂。
假若视文艺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安乐椅或按摩床，就是在以肉身幸福的名义扼杀文艺潜在的本有的深层价值。对于身处困境的我们，只要还有文学，只要心中还有歌，我们便是有希望的生活着。因此，文学不是人生的点缀，亦不是生活的蜜糖，而是以其理想的守护来遏制人性的堕落。从其本质上说，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文学是作家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灵魂的拷问，文字里浸润着作家刻骨铭心的感受，和对生活、人生的洞穿而体验到的痛苦，因而作家又被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非时下以此为业的“写手”、“码字工”所可以比拟的。俄罗斯文学大师布尔加科夫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用文学满足于自己过得更舒适，更富有的话，这样的文学便是可耻的。其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就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而言，比风靡中国的那些拉美作家要更上一层楼，他对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人性善恶之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而在思想境界上就获得一种超越。他是在绝望中为绝望而写作，在灾难中为灾难而写作，在痛苦中为痛苦而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让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使布尔加科夫回到了写作，文学给了他深刻的痛苦，同时又给了他一种真正的欢乐。这匹“狼”生前是寂寞的，他无声无息地从文坛上消失了近半个世纪，当他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候，终于以其作品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当高尚的信念不再有人守护而沦落为戏子——一个无人理睬的戏子时，这首先不是文学家的悲哀，而是社会的悲剧。人的审美理想的萎缩，意味着高尚时代的终结。当葆有理想的文学遭受放逐的厄运时，这个民族就到了危险的边缘。当现代主义顽强地向着人类心灵深处的污浊开掘，上演着人类的《恶之花》时，其实诗人在内心里呼喊着善良，现代主义对“恶”的展现乃是对“善”的绝望的挚爱。文学不能止步于当前凸显现代性的在场，更不能是现代化车轮的润滑剂，而是让人生活在有过去未来的时间性的境域里，以其清澈的黑暗的光明来对抗世界的“进步”。在技术关联世界里，“当现代技术无处不在，不再有什么乡下，甚至‘过去’也开始像是一个交替的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某一不完善的、早期的阶段时，那种对‘绝对现代’的更深层的满足也就烟消云散。”[1]p53而唯有文艺以其超越性葆有人的本真的时间性维度，从而给有限性的人生以意义和价值，普鲁斯特就曾在其辉煌巨著中对时间做了精彩的描绘。唯在时间内才能展示着人性的丰满和多种可能性，从而在对文学的体悟中更加珍惜人、珍惜生活，进而在文学中安顿自己焦虑不安的灵魂。 文学的本性：乌托邦的守护神
对文学的底线——乌托邦的守护神的守护，就是坚持针对那种所谓什么都行的后现代景观的一种抵抗立场，就是坚守文学本有的不可消解的审美性内核；也是针对当下所谓的后现代式的削平价值深度、解构历史意识、消除审美距离的玩文学，而让文学葆有一种深度，一种超越意识，以此消解人类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消极后果。在技术关联语境下，科技高视阔步，人以为借助万能的科技理性就能解决一切世间问题，而趾高气扬高扬自我的主体性，对自然祛魅化，对物去差异化和去神圣化，并切断通向神圣之维的脐带。殊不知，在现实物质功利诱惑面前，大写的“人”因缺少神性的光辉和审美的提升，人性反而不断下坠。人的狂妄使人不断丧失本有的精神情怀，而使精神家园荒芜，文学对乌托邦的守护就是在精神家园竖起一面旗帜，使人贫瘠的灵魂得到滋养。面对汹涌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对强行划一的技术逻辑，文学要想葆有审美的价值维度，就须反抗普遍流行的物质主义，就要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坚守住文学的理想性这一底线，就要寻回自己探求的精神生活。没有这种精神生活人将堕落为非人，而为禽兽。文学向形而上价值领域的回归实际上是文学的返乡，是文学重获神圣性的一次努力。诚如德里达所言，“诗人坚定地聆听原始地、本能地发生的东西以及一般如其所是的东西。”这是文学向着自己家园的迈进，也是文学的真理性所在。当下的文学迫于物质世界的压迫，迫于陷入“网络”之中而成为“操作对象”的尴尬，普遍出现一种“返回神话”的趋势，力图重塑敢于担当重负的英雄形象，他们在重新寻找“上帝”，这体现了人类在感官欲望满足中寻求精神向度的努力，为游戏空虚的人生注入生命之重，也是对人性往更高层次上的一次提升。人毕竟是有精神生活的存在者，文学从喧嚣声色场景中抽身而返，让文学重新逼视人的灵魂，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把我们带入一种真正的诗意栖居，这就是文学对审美尺度和神圣价值守护的内涵。
对文学乌托邦精神的守护，并非倡导一种脱离现实的创作，而是将这种文学之本真的核心切入到我们鲜活的生存实践中、审美化的生命中。既是对所谓审美与生活同一的大众审美文化的批判和清理，也是对不着边际漂浮在上脱离现实的学风的一种矫正和拒斥。文学对乌托邦的守护不是要我们的文艺升入天堂，而是植根于大地的归属性，以我们精神的饱满丰富，带着神圣价值和审美尺度，重新返回现实的充满着苦难、欢乐、艰辛、痛苦、智慧、不幸和偶然纷争的大地。文学回归大地并非混同于尘世，而是力图超越尘世生活进入一个自主的艺术世界，以寻求其独特性和乌托邦功能，表现为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和对文学经典的维护，以弘扬文学的精神属性来对抗商品逻辑的侵蚀。文学重新立足于大地浸透于生活之中，这于文学才是真正的精神肉身，才是灵魂的栖息地，它守护着美、善和真理，它启示着永恒的奥秘和神圣，并在大地上记录天、地、神、人相沟通的神圣文字。因对信念、信仰的守护，就使文学沐浴着超验价值和永恒之美的光照，人因文学中理想之光的普照而从世俗中提升出来，以独立的姿态向澄明之境前倾，生命由此而获得一种充实，为人必得趋向的理想世界指明生存的方向，使人获得尊荣和高贵，以对照“空心人”“物质人”的可悲境况！
就文学作为乌托邦的守护神而言，其实质是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是对生活中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的遏制、抵抗。恰在这种抵抗中包含着人类战胜自我（单面性、功利性）的绝望和信心，在这种张力中，呈现出乌托邦世界与技术性关联世界的激烈冲突，文学以其虚灵的真实守护人性的审美之维，它呼唤人类要在“生活世界”中守护住理想，并在现实生活中如同象征欧洲精神的不死鸟那样一次次地涅槃新生。虽然现在欣赏纯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但没有了文学对乌托邦精神的守护，生活不但没了色彩，而且也丧失了力量，甚至人生的意义也将萎缩。诚如尼采对希腊艺术的认识，“希腊人认识感受了生存的恐怖与惧怕，为了能生活下去，他不得不创造出奥林匹克的光荣梦想与之对抗。为了能活下去，万不得已的希腊人不得不创造出这些神来。”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护祐，面对瞬间即逝反复无常的日常生活，我们才能寻求到“永恒”的感觉；当我们绝望，对生活失去信心，文学艺术可以给我们以力量，帮我们重新站起来，驱走忧愁和恐惧，以此呼唤黎明之朝阳。文学的时间性是超越的时间性，文学是日常生活时间链条的突然中断，当文学艺术的价值切断物理的时间流时，时间性便开始向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方向上升了。文学艺术把神的时间的永恒带入人的反复无常易变瞬逝的人的时间中，这对庸碌平凡刻板僵化的生活方式是一次解放和反叛，也是对人的生命的凝滞和僵化的激活和突破，进而使人感受到生命深刻的存在，在沐浴作品的光辉与希望中，通过作品的表现使存在更加完美。当我们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中，被文学的激情把捉住时，仿佛第一次感受到个体存在的真实性，我成为我自己，而万物在我眼中呈现出了新的光辉。生活第一次成为最重要的，我仿佛感受到了为“上帝”所接纳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为“上帝”所拒绝的痛苦，仿佛一时我获得了永恒的记忆，一时又沉入了虚无的深渊。文学以其乌托邦的虚幻捍卫着人的尊严、价值，抵抗着技术发展对人的否定，向泯灭时间性的现代社会挑战，因此，文学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超越、疏离和反动，是为了使人类精神回到人自身，恢复人生之美而存在，她把确立健全的人格这个科学无能为力的任务作为目的。乌托邦是文学张扬理想，褒扬人性，鞭挞丑恶的坐标，“人文主义在乌托邦中得到了发展”。[5]p204而文学则是乌托邦的守护神，文学因对乌托邦的守护而有别于地摊式的大众文字，有别于无病呻吟刺激感官的符码，更有别于无人性内涵的技术信息的宣泄。
在当前文学陷入困境的状态，对文学底线的坚守无疑给喧嚣甚上的文坛注入一支清醒剂，一个走出虚妄面对本真的希望。“回到事情本身”，只有回到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回到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只有面对自己生命中那拂而不去的人生体验，那如影随形的经验之苦痛，那永不止息的语言的欲望，才会真正触及到我们生命意识的症结点。本真的文学除直面现实的精神之外，还包含着潜在的乌托邦维度或解放的维度。这样，文学作为乌托邦的守护神，才能为我们保留审美的价值向度，并在信仰中为人在大地上植根，以此才能烛照我们的灵魂，才能为生活开拓出意义丰满的人生境界。同时因其葆有神性的维度，为我们对平庸、媚俗、粉饰、追潮、噱头等浮光掠影的“花招”的批判提供基点。这便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卡夫卡、艾略特、塞尚、凡·高、吉皮乌斯……等大师存在的意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一道参照系，因着守护而把当下平面的文艺纳入深度性的精神信仰的超验维度中，使其终结“飘零”的状态而返回家乡——精神家园。如果人生真诚的情感和意义从文学的大厦当中彻底地隐退，这座大厦可能马上就会坍塌成一堆语言的碎片。当代文学之所以还能够支撑起一片独立的天空，并不在于种种时尚文本此起彼伏的喧嚣出场，而在于在这片文学的天空下，还有顾城笔下的童话世界与海子永恒的麦地，还有史铁生对琴弦般命运的热切关怀。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能使人真正感动的仍是那挥之不去的对理想价值的守护和审美情感的诉求；同样，我们可以在余华、苏童、刘震云、铁凝等作家或沉重或轻灵的历史反讽中体验“乌托邦”式的存在与审美性的存在。即使在所谓的晚生代作家中也不乏有着对“乌托邦”的诉求，唯此，才使他们能在沉沦中在绝望中写出他们的痛苦的挣扎，以及那不可再下坠的灵魂的高尚。返观当代中国文坛，消费化与快餐化的制作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在精心的包装与炒作中文学早已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可毕竟还有这么多的作家在做着严肃的对内心世界的真实挖掘与表现。心灵的乌托邦可以在古典作家的典雅情韵中现身，可以在现代派作家的“荒诞”与“丑”中现身，也同样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现身。当代文学呈现着多元而丰富的面目，以至于我们很难以某种固定的范式来概括其特征。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群是9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如朱文、韩东、邱华栋等，他们的写作构成了当代文坛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在此不想以一种独断式的态度来概括这样一个内部同样复杂的写作群体，只是从一个具体的文本出发来描述“乌托邦”世界在文学文本中的呈现方式及其对文本内在价值的支撑。
朱文的《夏天，夏天》是发表在《大家》（1996年6月）杂志上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与其说是在描述故事，不如说是在凸现故事中微妙的人物情绪。迷茫、无聊、绝望种种情绪像雾一般挥之不去。小说的四重奏式的叙述结构让朱文的写作方式就像把现实放在一个放大镜下面让其赤裸裸地显形，笼罩其中的迷类似于一个让人难以逃脱的封闭的圆，从小丁和小初的争吵开始，也以小丁和小初的争吵结束；从小丁的父亲远道而来开始，也以小丁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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