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可能面对无数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课题，但无论文学理论家们如何前瞻追新，只要在文论中还涉及“文学”这个传统的核心概念，那么所有的文论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回答在20世纪曾经让许多文论家着迷而又困惑的经典问题：何谓文学性？因为，这个问题是对文学本质的永恒的核心追问。
一
     浏览当今的一些文论，仍然可以洞见对文学性研究的持久性。理论家们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实践中反复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过遗憾的是，在相当一部分研讨和论述中，对“文学性”的追问最后往往变成了对文学存在方式和功能影响的展示。某些流行的结论是，虽然文学失去了古典时代的传统辉煌，但文学却是永生的；“文学性”仿佛幽灵般游荡于现代生活中，特别是活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网络文学和广告文学等等。显然，这样的结论并没有真正切题地回答“何谓文学性”的核心问题。当然，期待在一篇文论和一部专著中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题，也过于乐观。我们只能在不偏离学术逻辑的原则下，尽可能地接近问题的解答。
     “文学性”作为现代文论的整体诗学观念，仅仅在近百年前才出现在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的视界里。在传统的文论中，也就是在哲学涵盖一切人文领域的时代，文学被定位为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的载体。在中国文论中有“诗言志说”、“文以载道说”；在西方文论中则有“模仿说”、“表现说”等。人类早期的诗学或指出了文学的传情言志的功能，或认为文学是对某种实在体的模仿，并没有注重文学本身的意义和地位。因而，文学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具体单独的阐明。甚至，文学作为专有的社会审美意识形式的独立性被漠视了。不过，应该承认，尽管在古典文论时代没有对现代意义上“文学”本质的解答，但是对于具体文体的分类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滞过。也就是说，对文学诗学意义的宏观抽象界定，起步较晚（通常认为现代文学科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叶），但具体的诗学研究（诗歌、文赋、小说和戏剧）自古就有且绵绵不断，而且，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中相关的论述丰富多彩，数不胜数。
二
     在现代，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文论学派为确证“文学性”，提出了“陌生化”或“奇异化”法则。他们认定“文学性”的要义就是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陌生化”或“奇异化”。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深刻虽然一时引起了学界瞩目和诗学思想的变革，但是，形式文论学派的“文学性”定义回答不了文学创作的诸多复杂现象。俄罗斯著名文学史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尖锐地指出了形式文论“文学性”定义的明显缺陷。他注意到，俄罗斯形式主义者是在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陌生化”法则的。但是这个看似独创的法则对中世纪的文学并不适用，对中世纪的读者而言，主要的审美享受是在“陌生的”现象中发现“熟悉”的现象。他在晚年最后一部文化巨著《解读俄罗斯》（1999）中曾经以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创作为论据，证明了体裁和手法的“世俗化”（即“熟悉化”）创作法则的运用在当时艺术实践中占主导地位。典型的例证是，古代俄罗斯艺术就是“艺术装饰”的现实艺术。“现实艺术”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俄罗斯世俗大众熟悉的艺术内容和形式。利哈乔夫还指出，在俄罗斯文学中，无论是中世纪的，还有近代的，都存在着另一个典型的现象，这就是俄罗斯作家固有的“形式的羞愧性”，即作者们为了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力求摆脱“过于成型的纯文学的形式”。他们在写作时大多用口语或公文语言，而不用文学语言写作。的确，俄罗斯近代最伟大的作家普希金的创作也可以作证。诗人常常采用民众熟悉的题材、体裁和语言进行写作。他还经常鼓励果戈理等后辈作家到集贸市场上去学习俄语。他的现实题材和历史创作《驿站长》、《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加乔夫史》、《彼得大帝史》和《上尉的女儿》都是对俄罗斯人熟悉的生活现象的聚焦和浓缩，其表达手法绝无丝毫奇异陌生可言。这毫不奇怪，普希金语言的第一导师正是俄罗斯民间文学，而不是以所谓的“陌生化”著称的“纯文学”。当然，即使在传统文学中出现了“陌生”的典型，也是从熟悉的现实生活和人物中派生而来的。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提出过文学典型的著名定义，典型即是“熟悉的陌生人”。显而易见，别林斯基的这个典型定义的逻辑重心并不在陌生化上，而是在“熟悉化”上。
     其实，从西方最早的文艺理论“模仿说”来看，人类对艺术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是从“熟悉化”起步的。鲁迅的概括“哼约吭约派”和古罗马时代的劳动歌曲“划手歌”等文学形式，也恰恰证明了文学的最原生态是以“熟悉化”开始的。中国的“哼约吭约”和欧洲的“嗨约约”（“划手歌”歌词）即是劳动者的兴奋和喘息的再现。无可置疑，欧洲文论中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复制说”都是从“熟悉化”的文学现象着眼的。
     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文论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文论将欧洲现代文学理论引向文学的内部。专注内在的语言结构研究意味着现代“文学性”观念探寻的“内化”。这是“文学性”研究的一次重大转型。作为“内化”的文论，形式学派及结构主义也的确深入揭示了文学语言区别于非文学语言的某些内在特性。与传统文论相比，对文学性的这些探析确实更加技术化了；或者按他们的说法，文学理论更加“科学化”了。但是，从更广泛的学术视野来看，这种科学化则是相当局部的。更加准确地说，只是一种语言学的文学阐释。而世界文学的发展史早就告诉我们，文学却不只是纯语言学的现象，它的现象要比纯粹的语义模式丰富得多。

三
     如果说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理论的文学性观念是“内化的”，那么后现代文论和苏联符号学诗学的“文学性”观念则是“外化的”，或者说是由内向外的。在后现代文学理论家那里，比如新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学的独立性已经逐渐地被取消而融解在泛文本的语境中了。从解构文学的真实性再到消解文学的自身存在的专利性，他们将文学与历史及其他人文文本等量齐观混为一谈，从而取消了文学文体的独立性，文本的观念远远大于文学的观念。“文学性”的本质要义被定位成“虚构性”；“互涉文本”和“文本间性”理论的发明剥夺了传统文学文体专利权，使得文学被“遣散”在一切人文写作中。文本作为文论关键词园地里的“新贵”比“作品”概念更加活跃，出现的频率更高。后现代主义文论是通过消解传统文学的方式来使文学理论由内部研究走向外部研究的。当后现代理论家在大谈“理论的文学性”时（乔纳桑·卡勒），“文学性”的研究在20世纪后期的确再次出现了根本性转型。换言之，在文论的后现代时代，“文学性”已不再是文学的专利了。后现代主义作家甚至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融为一体。他们不仅将现实中人的一切行为理解为文本，而且将世间一切事物都理解成文本。这种“外化”了的“文学性”已经寄生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文论家承认“文学性”，毋宁说他们将“文学性”极度地泛化了。
     虽然以塔尔图学派为代表的苏联符号学诗学不是后现代文论，但是该学派也认识到文学的本性不仅仅由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所认定的内在因素决定，而且也由许多外在因素决定。这表明，苏联传统的历史主义思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符号学理论。不过，他们的研究既没有轻易摒弃什克洛夫斯基形式学派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方法，也没有将文学的外部研究完全纳入传统的社会学文论模式，而是从符号学和交际理论的角度探究文学的外部作用规律。可见，早在20世纪70年代，文论的转型在苏联文学理论的流派内部也适时地发生了，它应对着世界文论的世纪潮流。
     纵观传统文论经过“纯文学”语言学研究（向内转），再到跨文化研究（重新向外转）的文论观念演化历程，大致可以发现“文学性”探索和阐释的基本特点。对“文学性”的认识和研究，总体上沿着本体论的方向前行。文学的本体论是基础，功能研究和影响研究则作为丰富本体论的主要路径。本体论始终是回答“文学性”经典课题的钟摆轴线。所以，“何谓文学性”构成文学理论的核心追问。现代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纯文学”研究虽然突出了文学“专利权”，但缩小了文学存在和影响的范围；而后现代文论虽然“解放”了纯文学，但在“文学性”的泛化中引起文学理论新的困惑和迷误。看来，只有既传承古典文论中有价值的结论和方法，又吸纳现代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思维方式，结合中外文学创作实际，把握具体文本的微观特色和文学思潮的宏观规律，瞻前顾后，里应外合，全方观照，多维解析，有机地整合传统文学本体论和现代文学功能研究，才能逐步构建起“文学性”的完整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