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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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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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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铭刻、灵魂的回忆遭到败坏，使神圣至上的父亲遭到颠覆呢？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所谓内部与外部的阶层秩序的二元划分是绝不可能完全成立的。内部与外部的界限最终不可能决定。它是可变的、流动的、不安定的，它意味着外部是内部的内部，将外部从内部的内部驱逐到外部根本不可能。
如何保证这样的阐释不是过度阐释？如何保证塞乌斯神话本身就包含了做出这种阐释的可能？为此，德里达一方面详细剔解了《斐德罗篇》的隐秘结构，一方面指出，塞乌斯神话在埃及神话传说中的“原始”意义，本来就是这样的。
且来看《斐德罗篇》的结构：在雅典城西南角的城墙边下，苏格拉底碰到了正要出城去散步的斐德罗。斐德罗怀揣了一篇当今最高明的作家吕西亚斯所写的文章。苏格拉底一得知这个信息，马上就被这篇文章所吸引，与斐德罗一起出了城。
时候正是夏天，为了找到一个清净的谈话场所，苏格拉底和斐德罗商议沿着伊立苏河，踩水走到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面，那里既荫凉又有草地可坐。一路上，两个人讨论起了北风神波瑞阿斯在这一带掠走了希腊公主俄里蒂亚的神话。苏格拉底表示，与其去穿凿附会地解释神话，倒不如去探索自己，认识他人。
接下来对话正式开始。对话的主体由三篇关于爱情的颂词以及围绕这三篇颂词所作出的评论构成。先是斐德罗朗诵吕西亚斯的文章。文章以诡辩家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的方式说明对于一个爱人，没有爱情的追求者比有爱情的追求者还较好。然后是苏格拉底以反讽的语调，靠着“神灵凭附”，蒙面含羞地戏拟了一篇诡辩之作，说明有爱情的人的短处。做完了这篇文章之后，苏格拉底感到仿佛有某种神旨降临，告诉他犯了渎神罪。于是，为了赎罪，他又赶紧做了一篇文章来歌颂爱神。
通过这三篇文章的例示，中间穿插了一个有关蝉的神话传说，苏格拉底便开始探讨文章要做得好的条件或原则。这些条件或原则分成两类，一类是辨证术的，一类是修辞术的，目的都是为了取悦于神明。究竟如何才能取悦于神明？苏格拉底没有给出答案，却突然讲起了泰悟特的神话故事。在对这个神话的隐喻意义作了阐释之后，对话在对本地神灵的祷告声中结束。
这样的结构有什么奇妙的呢？两千年来，人们为什么一直未加充分的领会？
首先是关于对话发生的某种“戏剧地理学”。苏格拉底不是从不出城的人吗？吕西亚斯的文章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魔力，使得它好像就像是一个牧羊人拿着谷草在一只羊面前摇摆的pharmakon（引媒），引得苏格拉底这只饥饿的羊子不但走出了雅典，而且斐德罗走到了哪里，他就跟到了那里？更为奇怪的是，苏格拉底一来到梧桐树下，就开始对那里的美妙环境、清新空气、悦耳蝉鸣大加赞赏，惹得斐德罗也诧异地说：苏格拉底，你这人真奇怪。你真像你自己所说的，不像似一个本地人，倒像似一个外乡人。
pharmakon（引媒），这不就是泰悟特所发明的pharmakon（秘诀）吗？同时也是医治想起pharmakon（药）。它们的关联究竟何在呢？
在希腊文里，pharmakon同时具有“良药”与“毒药”的双重意义。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文本中，同样广泛地保存了这一词的意义所指的不确定性。不过，这一不确定性是如此的隐秘，以至在本篇对话中，首先也要通过对俄里蒂亚神话的重新解读，才能把它们与书写联系在一起。俄里蒂亚其实是与她的女伴泉妖Pharmacia（法马西娅）一起游玩而命丧黄泉的。而Pharmacia与pharmakon是同源词。这表明，Pharmacia这一生命的源泉既可以治疗口渴，同时也是生命的毒药。因此，它像写作一样具有符咒般的吸引力，使纯洁的处女招致致命的诱惑。其次，是对吕西亚斯的修辞术的谴责。苏格拉底说：“修辞术和医学恰是一样。”11）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几条修辞学原则就可以写文章的人，无异于记住了几个处方就可以当医生一样，既不能使肉体康健，也不能使心灵得到所希翼的信念和美德。要是叫这样的人去学农夫播种，就无异于用笔墨做播种的工具，借助于一种文字，把知识写在水上。然而，苏格拉底本人不也玩弄某种修辞术吗？在《卡尔米德篇》中，他摇身一变不就成了一位医治灵魂的医生吗？而且，因为他到处散布新奇宗教，最终被控告犯了腐蚀雅典青年的死罪而成了那些真正腐蚀者的pharmakos（替罪羊）。因此，写作的功能以及写作者自身的身份本身就是不确定的。
如果苏格拉底被吸引出城是因为写作的功能以及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性所至，那么，“城里人、外乡人”的隐喻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克里托篇》中，当朋友们建议苏格拉底越狱逃跑时，苏格拉底宣称，“真理的国境是无法跨越的。”12）因此，所谓城里人的意思，就是表明：一、真理国度的纯粹性；二、苏格拉底是真理国度的公民。如此看来，通过这次跨越真理国境的偶然行动，它本身就宣称了真理/非真理、城内/城外的划分是预先设定的，这样的划分本身就不可能。
因此，因着pharmakon的吸引，苏格拉底和斐德罗走出了城。他们行进在pharmacia（泉水）之中，进行了一场谴责有关pharmakon（药）的讨论，自己本身也是一个pharmakeus（男巫师、魔术师），最终还沦为了pharmakos（替罪羊）。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切都与pharmakon相关。“可以说，……通过对pharmakon一词的翻译的集中讨论，德里达就击中了哲学自身的要害”。13）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书写这一行为本身、写作者的身份本身以及写作所发生的场所的至关重要的不确定性，已先在地导致了柏拉图哲学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内在解体。 二、媒介及其辩证法
在善/恶的极端对立之间，在灵魂与肉体、不可见与可见等等完全不同领域的双重介入之间，pharmakon 的矛盾性使言说或书写必然被体认为是一种交互式的游戏运动。因为，这种双重介入一旦再次发生，它不但不会使先前的两种对立因素合为一体，相反，倒使它们各自返身到那种没有同一性的同样一种东西之中，返身为任何可能的分离的媒介或基本要素。因此，“如果说pharmakon是‘双重价值’的东西，那是因为它构成对立项彼此对立的中间地带，构成了使对立方相互关联、相互逆转、让一方穿越到另一方（灵魂/肉体、善/恶、内部/外部、记忆/忘却、言说/书写，等等）当中去的游戏和运动”。14）这一运动“就是差异的运动、差异的场所、差异（产生的）游戏，就是差异的异延”。15）它不可能在它自身中成为任何东西，相反，倒总是试图超越那种自我构成的运动。纵然它没有原初的起点，没有最基本的深度，但它总是在自我逆转、自我颠覆之中。
柏拉图就是在如此这般“对立”的基础上来思考、理解和阐释写作的。他同时保留了书作的某种外在性以及这外在的书写对最深的内在所具有的有害影响和穿透力。在德里达看来，塞乌斯神话的“原始”意义就是这样，所有的书写本身就是如此。
在埃及神话中，言说的权力、存在与生命的创造者、太阳神阿蒙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意义：隐藏者。他从一只原初之蛋中诞生，长为一只鹰隼般的大鸟。他既是万物之源，也是原初之蛋的诞生者。由于人眼永远无法直视他，因此，他的自我隐藏也就是他的自我显现：他从来就不在场，他的位置一直由发明之神和语言所替代并占据。然而，替代并不是取代，替代的限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替代的过程就成了一种纯粹游戏的踪迹，一种没有现实性、没有绝对的外在参照、没有超越性的所指的能指秩序。
因此，尽管在这一替代的过程中，萨姆斯神的子女们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是如此残酷和激烈，16）塞乌斯的立场和身份却永远是那么暧昧不明，游移不定。他既是萨姆斯神的秘书、一个信使，又是大臣们的庇护者；既是复活之神、医治者，又是掌管书籍的亡灵记录者；既是从事理性科学的数学家、计算之神，又是从事神秘科学的星占学家、炼丹术士。“在从他的对立面凸现出自身的过程中，塞乌斯也模仿对立面，成为它的标志和代表，服从它并与它一致，如果需要的话，用暴力取代它。因而他成了父亲的他者，父亲，替补运动的颠覆者。书写之神因而立即成为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他自身。在差异的游戏中，他无法占据一个稳定的地点。”17）
“塞乌斯从不显现。没有他单独出现的地方，他无法拥有恰当的存身地点。”18）——这就是所有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解体之后的真正书写。也是德里达从文本解剖的一般性难题入手所把握到的柏拉图文本的核心秘密。因而，《柏拉图的药》一文被视为是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最卓越的实践之一。
然而，“柏拉图的文本中有一切。”19）德里达对柏拉图的注解是否敞开了这一切呢？在萨姆斯（或苏格拉底）看来，口头言说为什么如此重要？文字的发明为什么是那么的危险？德里达的注解是否充分领会了这其中的奥秘？
显然，在萨姆斯（或苏格拉底）看来，从根本上说，言说乃是为传达意义而存在。而所谓“意义的传达”，也就是“让意义抵达他者”。20）如何才能（很好地）“让意义抵达他者”呢？一方面，这不仅与“声音自身与言说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另一方面，它又密切依赖于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的质态。而在这两方面中，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意义”的传播手段或媒介都是关键的一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意义传达的质态取决于媒介的质态。
就口传媒介而言，由于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使得意义的传达不但是双向互动的，而且还有利于维持言说者的权威地位。可文字媒介则不然。由于意义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读者和作者处于不同的时空，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的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因此，文字书写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书写者的权威存在。
“媒介”的变更必然带来“意义”的变更，显然，这是因为萨姆斯从一开始便领会了媒介的“心理作用”和“社会后果”使然。苏格拉底也充分领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像萨姆斯神一样梦想不用媒介也能传达意义的最高境界。可是塞乌斯的看法却相反。他从人的有限性出发，以为文字的发明可以扩展人类的记忆和智慧，而不管这是否会动摇价值的最高源泉所拥有的创造并赋予“意义”的特权。在萨姆斯看来，这是对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觊觎，他如何可能答应呢？
暂且不论柏拉图是否领会了这一切。且先追问，德里达的注解是否领会了这些呢？显然，德里达的解构锋芒所指向的，主要只是萨姆斯（或苏格拉底）对原意的维护这一方面，而对意义的传达还受制于媒介及其语境这另一方面，则有所失察。
不仅仅是德里达。按传媒理论家M·麦克卢汉的说法，过去几千年来，尽管各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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