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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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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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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那深密教的入教典礼——那深密教在一切深密教中可以说是达到最高神仙福分的”。34〕其次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回忆的法则。这法则就是：就像爱美一样，“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35）
不仅作出了这样的论断，通过《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和《吕西斯篇》的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做出了生动的演示：首先设定一个谈话的主题，并假设人们对这个主题都有所了解；然后从某个比较一般的角度，为谈论这一话题寻找到一个为讨论双方所共同认可的前提，根据这一前提推论出某种结论，从而断定先前的假设只是虚假的论断；找出反例，论证这样的推论也不完全成立；于是，再以早先的假设的预设前提为反思的起点，重新提出一个更一般的且被认可的假设，根据这一假设得出新的推论；再找出反例……以此类推，直到穷尽各种可能。——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的真正目的：拆穿所有的虚假结论，直到人们对所谈论的话题有所领悟，直到文章感动了心灵。
因此，这才是苏格拉底标举没有媒介的书写的真正原因：书写本身并不是什么可耻的、臭名昭著的行为，书写的目的仅只是凭借媒介来孕育心灵。准乎此，柏拉图才反复申明说，真正的哲人所在所不辞的，“为的倒不是想在言行上见好于世俗，而是想一言一行，都无愧于神明。”36）——像蝉那样，一生下来就开始歌唱，到死为止。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苏格拉底—柏拉图才要借助神话来言说真理，因为人不能直接认识真理，而神话是口耳相传的真理。
明乎此，所谓“《巴门尼得篇》的解读困难”，或者，所谓“柏拉图著作的解读难题”，不就是某种哲学的基本困境？因为，既然《巴门尼得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极端相反的事物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的问题，37）也就是世界的原初起源问题；既然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关心的，就是“可说/不可说”、“可传/不可传”的问题，也就是“可朽/不可朽”的问题，那么，我们难道还不明白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独特裁决：不仅体会到了自身观念的矛盾冲突，更主要地是领会到了真理的非对象性、非分析性；不仅意识到“意义”的表达受制于意义本身，而且还受制于传播的媒介、语境、他者；柏拉图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调和这一切。因此，所谓柏拉图“对话”的精髓：就是以某种具有虚拟性质的、内在矛盾性的、开放性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在人与神之间、在媒介与媒介之间，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性。柏拉图著作所营构的解读难题，就是某种“间性沟通处境”的本体式隐喻。如是，如果把媒介本身也看成是一种话语，所谓书写、所谓书写所形成的踪迹，从媒介理论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就诚如麦克卢汉所说：
在两种媒介杂交或交会的时刻，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话语形式。因为两种话语的相似性，使我们停留在两种媒介的边界上。这使我们从平常的恍惚与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重新领会到某种新型的人与自我、人与世界、人与他者的隐秘制约与关系。38） 四、当代媒介的形态与我思的困境
任何人都不会指望，柏拉图早已领会到他的“对话式文本”是当代社会存在的一个先验模式。然而，当代社会思想现实的跨媒介、跨虚实、跨文化、跨历史的书写特性的确已具备了某种“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性”。当代社会思想现实自身便穿梭成了一个“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因此，在当代从事思想，在当代从事“存在秘密”的领会工作，一个不可避免的宿命就是首先要遭遇“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性”及其解读难题。
何谓“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性”呢？正如“苏格拉底的口头言说—柏拉图的文字书写”之间的距离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文本的署名事件”一样，当代社会思想现实的跨媒介形态必将导致当代社会思想文本的署名难题。柏拉图是通过“共同署名”来裁决这一难题的，但是谁有能力来裁决当代社会思想现实“冥冥之中的书写主体的确定之不可能和共同署名之可能性”这一难题？
其次，正如“口传媒介中的言说主体与书写媒介中的言说主体”之间的距离产生了柏拉图文本的“虚拟—真实”难题一样，当代社会思想现实的跨媒介跨文化语境所形成的多重所指必将导致当代社会文本的虚拟—真实界限的消失。柏拉图文本中戏剧的演出主体的身份不确定性必将烛照出当代社会文本中的有限性的人类及其构筑物的身份不确定性。39）柏拉图通过搁置确定性问题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可现实中飘忽不定的身份撕裂感的真实存在如何悬置？
第三，正如“可说/不可说、可传/不可传、可朽/不可朽”问题的多重并置导致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在“意义、过去、现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多重难题一样，当代社会思想现实的多重问题、多重传统、多重自我、多重他者的并置必将导致当代社会文本的在过去—现在、书写和演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时空错置和意义错置。40）柏拉图是通过某种多重的“话语间性沟通”来领悟这一错置语境的，当代社会现实如何才具有这一沟通的可能性呢？
然而，既然存在着某种“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性”，就存在着某种解读这一文本性的可能。因为，“除非从一开始、从最初的一瞥起文本就隐藏了文本的构织原理和游戏规则，否则文本将不成其文本”，41）因此，迟早有一天，人们会深入文本之中，去触及到这一隐密的构织原理。——而这就是德里达重新注解柏拉图的目的。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要认识普全的美和善，只有坚持方法论上的辩证术，亦即坚持话语间性沟通的本体姿态，才可能找到对话的正确出发点。可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中，为何又到处充斥着形而上学的根源呢？如果通过某种间性沟通的本体姿态所领会到的仍然是某种二元对立的东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间性沟通事实上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对立的双方是如此不可调和，使得所有的沟通要么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处于居于起源地位的真的一方的内部的沟通，要么就只能是处于居于派生地位的非真的一方的内部的沟通，此外没有由非真到真的沟通的可能。柏拉图为什么留下了这一致命难题？
且再看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的二元对立是如何产生的？
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一再宣称，要领会不朽者或灵魂的性质需要神人的本领，人们只能说出灵魂的形似，事实上，在他们的文本中仍清清楚楚地以如下方式由高到低地排列了意义的阶层序列：真实体的自身显现→行动创造→话语创造→文字书写，而且，在每一阶层内都预设了真/非真的二元对立。因此，他们或许便认为自己已经领会了不朽者或灵魂的性质。
那么，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灵魂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由于任何绝对的美或绝对实体都不可能接受任何种类、方面的变化，灵魂是绝对实体，因而“灵魂完全可能更像是单一的事物，而不像是多样的事物”。42）“灵魂与神圣的、不朽的、理智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永远保持自身一致的、单一的事物最相似”，43）而凡人的、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事物则都不属灵魂。灵魂是自动的、初始的。“就其为初始而言，既不能由它物创生，也不能毁灭，否则全体宇宙和万事万物就同归于尽，永不能再有一物使它们动，使它们又开始生存”。44）灵魂犹如绝对的美，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是那些美的事物时而生，时而灭，而它却毫不因之有所增，有所减”。45）
正因为灵魂或绝对实体具有如上性质，所以尽管各项二元对立都曾遭到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怀疑，但在始源的层面上，他们始终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成立的。不过，正如《巴门尼得篇》所最终证明的那样，前述二元对立的论断最终是无法证明的，那么，绝对的本质同一性、从不在场的价值的始源、纯全的美和善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又是如何书写进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凡人的心灵的呢？——解构的建树性就恰恰表现在此处：
在德里达看来，尽管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虚假的，尽管意义的踪迹由差异和差异的差异构成，但世界的原初起源仍然是可能的。这一可能性就是：在意义这一绝对的他者、书写者与书写的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反复。如果没有了这种反复，意义如何能一再地自我显现并与意义的领会者一再地照面？如果没有了这种反复，任何单个的书写行为如何可能被书写的接受者认可为书写行为？因此，如果存在着边界，那么任何边界都不发生在灵魂/肉体、神圣/凡俗、不朽/可朽、理智/情感、统一/分解、单一/复杂、善/恶、回忆/想起、言说/书写等等的“二元对立”之处，而只能发生在“绝对实体”自身之中，意义的重复显现本身之中。因而，所谓世界的原初起源，所谓存在的普全意义，就只能存在于世界、意义、自我与他者交互领会的时刻。不仅如此，连世界、意义、自我与他者自身也只能存在于彼此的交互发生之中。如是，所谓柏拉图文本的署名难题就得到了裁决；当代社会文本隐秘的构织原理和游戏规则也有了解读的可能。
然而，如果说意义的绝对始源本身是交互发生的，如果书写本质上具有一种话语间性沟通式的处境，如何才能判定当代书写的有效性呢？在当代现实中，苏格拉底和德里达所梦想的那种写作是否还具有可能？
首先，由于当代书写所具有的跨媒介、跨虚实、跨文化、跨历史的特性，很容易使“书写者”在跨媒介的身份转换中一方面体会到并释放出某种媒介杂交式的能量和魔力，并让人们领会到书写就是某种神秘的社会群体交往的本质意义；另一方面也可能体会到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剧烈冲突，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向度内战频仍。因为一套话语有一套话语的感知强度和功能，对一套话语的功能强度的适应在另一套话语中将转化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在当代现实中，什么样的书写姿态才可能是恰当的呢？
其次，由于当代社会文本弥漫着的虚拟—现实的本体效应，或许表明文明史家埃利亚斯的预言已完全成了现实。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埃利亚斯就认为，文明的进程或许确实没有什么终极目的，但它却有着某种确定的趋势：文明的进程取决于特定时代人类生存的极限空间的拓展和具体的历史机制的交互运动本身。大体而言，人类文明越向前发展，社会控制机制和自我内心控制机制就倾向于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细腻和严密。同时，文明的进程也是一种“脱离化”的过程，文明越进步，人类就越脱离某种具体关系的束缚，而更多地陷入种种存在的抽象关系。46〕〕因此，按埃利亚斯的观点，当代写作如何还能触及某种活生生的真实？
第三，如果意义的原初始源果真是交互发生的，如果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话语间性沟通式的处境，那么，这必然会意味着，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有更多的人有了参与命名世界、命名自我这一事情的可能。如是，每个人便相应地具有了独自面对整个历史、整个文化传统的压力。每个人都面对着要在全球范围内追溯自己的文化身份传承、亦即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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