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常燕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与“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中国”与“中华民族”也并不是一回事，国家主义的感情指向既不是中国文化也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而当人们探讨文化问题时却很容易混淆了这两者，而不由自主地陷入国家主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国家主义者在思想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完全否定除了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其它应该同时考虑的利益，并且以国家利益代言人自居，尽管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多数国家主义者都并没有真正获得过这种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因此，他们都只能说是“自以为是”的国家利益代言人。然而，许多场合，这些自以为是在国家利益代言人比起真正处于代表国家利益的行政位置上的人，具有更多的敬业精神，而且他们的思想论表述方式中，也具有更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当常燕生说凡是“有利于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国粹和欧化都应该保存接受，有害于中国体身的生存发展的，无论是国粹和欧化都应该打倒拒绝。譬如缠足和穿高跟鞋，都是有害于中国的，就都应该禁止”时，他决不是以一个在野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口吻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与文化见解，虽然他实际上只具有这种身份；相反，他的表述方式完全类同于某种官方意识形态。他不仅仅是以一个客观的研究者的身份指出社会与文化进种中的规律，指出事实“是如何”，而且他更是在以一个无所不能的文化统治者的身份在推行一种意识形态，在下令民众“应该如何”，是在想象中将某种思维模式、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伦理道德以及生活方式强加给民众，在他提出要保存什么，拒绝什么，接受什么禁止什么时，他所想要表达的决不仅仅是某种个人化的文化价值观，甚至也似乎并不仅仅以表达为目的。
因而，国家主义思维模式必然直接导致以意识形态话语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文化见解，在文化比较领域里就更是如此。而且这种意识形态话语还充分表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某些学者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批判中。对全盘西化论的批判基本出自两个理由，其一是以虑构的民族文化优越性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之不可战胜，其二则显得更有说服力，它就是象下述吴景超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话：

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着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社会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策也是西化。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资本主义呢、还是化入社会主义？11

在这里，作者似乎并不是在讨论一个文化问题，甚至也不是在一般地讨论政治与社会制度问题，而是在制定国家政策，制定一项欲以强权在全国上下推广而且似乎必定能够推广的政策。应该说，中国近代激进的提倡全盘西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一直没有能很好地正面回答这些诘难，因为他们同样也试图以意识形态的强制口吻来解决文化问题，希望他们为救亡强国开出的药勺方能够在一夜之间推行到全国上下，于是万众一心，全民动员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无论是全盘西化的提倡者还是批评者，都将一般民众看成是行为上完全没有主体意志与选择能力的木偶，而他们自己则是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制造者，似乎只要他们发现了真理，每一个行为者就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方案，于是社会形态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对立面，从来就并不具有这种社会控制能力，更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设计者。而正是因为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国家主义思潮，决定了他们的理论中，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在文化讨论中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意识形态话语。
国家主义思潮并非只出现在晚清以来的文化比较研究中，实际上，它有着深厚的传统背景。然而从近代的特定时期看，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却与西方输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曾经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影响，达尔文对生物界“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的提示，固然在欧洲就已经被少数社会科学家滥用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然而这个理论在中国近代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在欧洲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的思想界之所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此感兴趣，决不是因为这个理论比起其它社会科学理论来更具有真理性，而仅仅是因为它刚好适合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需要，它恰好是思想界鼓动“救亡图强”的极其称心如意的理论根据。当人们将一个国家视为一个生物体，从整体上来思考它的生存与繁衍时，当人们对生物体的生存环境想象为危机四伏的泥沼泽国，认为稍有懈怠便会陷入万劫不复境地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身的发展必定要对所有其他竟争者的征服作为手段，试图通过剥夺其他国家的生存权来使自己进入终于可以满意的生存状态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当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是中国近一个半世纪里国家主义思潮泛滥这一根本原因，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界与政治界长时期地沉溺于“边缘焦虑”这种窒息性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拔，社会达尔文主义才会从中国找到它最广泛的市场。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某些青年学者以冷战时期的夸张敌意谈论西方的所谓“文化侵略”，我们更可知道在文化比较问题上要建立一种正确心态是多么困难。从理论上说，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研究尚未成熟，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可以进行客观的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环境。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文化也是如此。社会与文化之复杂，主要就表现在组成这个有机体诸多个体有着自己各异的道德取向，而且更有着自己各异的利益需求。社会与文化本身都是多元的，国家并不能代表它的一切，极权者同样也不能，而文人们更不能。联想到从孔子时代以来，中国文人的道德说教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我们不由得要想到，至少文化比较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长达两千年的思维惯性，这使得客观而冷静的文化比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只能成为一种未来才有可能出现的理想。因面，我们决不能满足文化比较已经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还应该要求通过这种讨论，能够使我们对民族与文化的现状与未来的更清醒更明智的认识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