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模铸人思想、制约人行为的文化力量的经典文化，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权威性与传统性。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文化范式的大幅调整，出现了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它们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渐成潮流；正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范式的调整，市场逻辑与消费优先理念显现出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走入消费时代的文化经典逐渐从单一性的、精英掌控的标准走向多元性的、动态选择的趣味。

［关键词］经典文化；意识形态；文化范式；精英掌控；动态选择。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经典，而作为集合概念的经典文化是由无数文化经典文本组成的。“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就本文而言，“经典”一般涉及三方面的含义：一指在某种文化中具有根本性或权威性的著作(scripture)；二指文学艺术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典范作品(classic)；三指上述两义中内含的确认经典的标准或原则(canon)[1]。由此可见，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还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代表了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唐朝大诗人李白曾有诗曰：“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百万师”；经典文化的内蕴本质虽然是一种非物质化、非形态化的东西，但其巨大的作用和特殊的功能确实是无以伦比和无可旁贷的。
一、经典文化的变迁：经典的季节性与文化范式的调整
在经典文化的形成中，必然伴随着文化大师的崛起。《现代汉语词典》将“大师”释为“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简而言之，成为大师须有两项条件：有造诣和受尊崇。于是，大师的存在便不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文化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遮蔽着他人与群体，同时也遮蔽着历史；他们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芸芸众生死去却只有他们因其创造的文化经典留存于世而永生。文化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使人深刻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人们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当人们试图透过对大师的解读逼近原始的历史时，发现历史已经被他们垄断。文化经典阅读的越多，恐惧便越深，因为人们发现所有的思想都被表达过、所有的情感都被倾诉过；“所有的新见都不过是未被揭露的重复，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当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当哲学家面对庄子和尼采，当经济学家面对马克思和萨缪尔森，他们都可能染上失语病。大师活水般的思想与灵感成为经典，其经典却常在时间中风干成僵化的教条；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景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结果却是对思想的误读或对原意的遮蔽，更形成了对权威的崇拜和对等级的驯服。因此，对大师经典的阅读效果，除了取决于原作的品质外，更取决于读者的品质，最起码不能忘记大师经典也有“季节性”变化——被某一代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后人超越时代的困囿不断地反观大师经典，大师经典也就不再是个体化的东西了，而是杂糅了复杂的历史信息、历经了无数阐释范式的文化存在，并在时间中经历着升值／贬值的自然过程。于是，重读经典／大师就有了现实意义，人们往往能从其中更真切地领悟历史的述说、寻找到对应的力量与智慧、体会到对既往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革命，开始将世界带进后工业化时代，使人类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文化范式大幅度调整，出现了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学术界或根据这种新型文化与后工业社会的联系而将其称为后现代文化，或根据它的媒体及消费特性而称为媒体文化、消费文化，或根据它的主流形态而称为大众文化。由于这种新型文化建立在消解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基础之上，使得无经典确切说是无从确认经典成为这种新型文化的突出标志[1]。除了媒体技术因素之外，建立在现代科技发展基础之上的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市场原则，也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的状态：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的诸多文化特性及其价值实践，在一种缺少相互间逻辑联系的过程中奇特地相互集合在一个社会的共时体系之中；中国当代文化形成了由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形成与后工业文化侵入所共同构成的“新文化格局”，于是当代中国便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挑战[2]（pp.73-75）。在显层面上，这些多元的文化因素交错共生；在深层次上，整个社会正潜在地不知不觉地经历着并将在新世纪初继续经历一场巨大的文化变异和转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完善，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开始发生重大的变革和转型。审美文化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便是一个显著特点。首先，为全球性的经济和科技进步所推动、与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相伴随的解神解圣化（demythification）和祛魅化（disenchantment）相同步的大众文化的全面开花极大地挤压了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经典”作品可能生存、生长的空间。80年代末以来大众文化发展迅猛，大众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以娱乐为目的、以“快餐式”为特征的“三消”（消遣、消闲、消费）文化，精英文化的市场被压缩到极为狭小的空间中。所以与精英文化生死相依的“经典”文本的生存根基被抽去了，生存空间被挤压到乏人问津的角落，欣赏经典的受众圈子也日益萎缩。其次，与精英文化相伴随的“经典”观念、意识和“经典”趣味也日趋淡化。从文艺家方面看，追求创造“经典”的观念、意识日趋淡化，而自断传统脐血，无视、藐视乃至践踏传统经典的却大有人在；从受众方面看，接受、欣赏“经典”的趣味亦大为淡化，不仅文化层次相对不高的普通大众基本上被现代科技手段武装的视象文化牵着鼻子走，而且文化层次较高的青年学生在文艺欣赏上也受到视象文化的极大冲击，只求“好看”而漠视“经典”。第三，对“经典”的反讽或颠覆多有出现。早在80年代的“崔健热”中就体现出对经典的质疑，《红旗下的蛋》中唱道：“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还有力量。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他的许多歌词如《一无所有》、《一块红布》都具有政治波普含义。而所谓“红色经典”代表的《红太阳》盒带吸引人之处不止怀旧那么简单，对庄严神圣的东西进行消解也应该是其魅力之一。90年代末对“经典”的反讽或消解与颠覆的趋势更为明显，周星弛的《大话西游》就是一典型例证：孙悟空与白骨精、蜘蛛精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关系在周星弛那里被演绎成至尊宝与白晶晶、紫霞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唐僧、猪八戒等也呈现出与传统经典文本截然不同的形象。此外，用现代爵士乐演绎传统经典音乐作品，以摇滚的方式重温经典老歌等等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对经典文化和经典观念的消解与颠覆[3]。也许是源于缺乏精神维度的商业冲动和物欲冲动，消费时代甚至要将所有曾经是神圣的一切不加选择地变成消费品和装饰品以供人消遣娱乐，形成了对于经典的后现代式的嬉戏态度。因此，尽管近些年大量类似“世纪经典”、“大师文库”的选本相继问世，却很少能够得到学界自身和大众读者的一致认可；在一个文化范式调整未曾到位的时代，盲目叛逆和反抗权威造成了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非正统因素对正统因素的挑衅等等。舒圣祥先生针对中学语文教科书上的名文解读，指出：《背影》中的老父亲是因为懒得走路才从铁轨爬过去；《一件小事》中的车夫是因为垂涎过路女子的美色才特意把她绊倒……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另类语文”实际就是对经典的低俗化加工，是借用经典的名气追求商业炒作和市场卖点；当这种低俗和教育结合到一起时，对民族经典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来说是危险的，甚至会造成“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严重后果[4]（p.8）。
经典文化之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权威性与传统性，这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权威性文化才可能形成文化传统，而文化一旦形成传统也便具有了权威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权威则赋予这一活动以中心价值意义。但是，经典文化的世俗化以及建立在现代科技发展基础之上的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市场原则又导致了满足物欲、游戏人生、摈弃中心与责任价值观的生成，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需强调的是，在当代中国肯定物质欲求的合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新文化格局”中就不存在公众共同遵守的法则，就可放弃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恰恰相反，树立以现代社会理性为基础、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人文精神正是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课题。
二、经典文化的焦虑：文化消费的冲击与趣味选择的多元
长期以来人们不断地被告知：灌注了意识形态或曰大师／精英思想的经典文化是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才形成的，它是自然选择与文明进化的结果，是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文明的象征。其实，经典文化的形成中并没有以一贯之的客观标准，所谓的“最纯粹、最高尚”也是相对性的模糊概念；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的斗争。经典文化失宠的意味很复杂，其经典化与解经典化的过程必然涉及文化领导权的斗争，经典的辨析与再造因此成为一个相当艰巨的文化发展课题。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一般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而二战后兴起的文化研究恰恰就是要置疑经典与经典的这种所谓普遍性、永恒性、纯审美性或纯艺术性，这就是所谓的去经典化。通过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文化研究用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同时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实施了致命打击：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文化研究更多地禀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认为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