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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化的焦虑:从精英掌控的标准到动态选择的趣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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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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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方性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被还原为权力问题或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因此带有极大的政治性[5]（pp.58-74）。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对于经典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也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与置疑，特别是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深刻地置疑经典化过程所蕴涵的权力与不平等。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学史设定的经典标准深刻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而后殖民主义者则致力于挖掘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与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总之，文化研究以及受到文化研究影响的学者并不把经典视作是想当然的现成物，也不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不带偏见的审美标准的体现；他们甚至根本否定存在所谓文学作品“固有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认为这种价值实际上不过是带着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是以无功利性为合法化手段的功利性（用布迪厄的话说是“超功利的功利性”）。他们质询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的非普遍性、历史性、地方性，揭露经典化中隐藏的精英掌控的等级阴谋与意识形态标准。文化研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经典？”而是“谁之经典？”、“谁之（经典）标准？”等带有解构意味的问题。同时，经典化过程不止是一个单纯的文艺事件，更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然而不可能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神圣化为经典，那么这样一种经典化行为必然包括包含与排除（它甚至比包含还重要）的双重过程：有些民族、阶级、群体的文化（文学）被包含在经典中，而另外一些则被排除在外，剥夺了民族文化代表的资格。
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人们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从80年代以来，由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经典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这个解经典化与再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是在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审美标准”的口号下提出的，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审美”标准，对于“审美性／文学性”的强化本身也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而且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支持并被纳入了“思想解放”的国家话语[6]。“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是把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宝座而让金庸入主其中。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
如果说20世纪最后20年还是“大事抓人”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大陆文化界则是“众人造事”——围绕市场制造话题。2004年在号称“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的《新周刊》上刊载了由多篇文章组成的讨论“张艺谋电影”的“保卫张艺谋”专题，封面赫然矗立着醒目标题，封面图像设计成了光芒万道式的“领袖头像”（张艺谋头像）模样，并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保卫张艺谋的8大理由”[7]（pp.18-49）。《“保卫张艺谋”》专题组文的“前言”提出：“批判张艺谋的声音在2004年达到了最大声量。面对张艺谋20年拍就的13部电影，有人说张艺谋不懂电影；面对《英雄》、《十面埋伏》创下的4亿元票房，有人说张艺谋不懂市场；面对《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雅典奥运会的8分钟，有人说张艺谋丑化中国；面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有话好好说》，有人说张艺谋不懂城市；张艺谋似乎成了中国人审美的60分标准，骂之则加分，赞之则减分。”认为张艺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他代表着先进文化生产力、因为他非常中国、因为他是走向国际的主流出口、因为他是世俗审美主义者、因为他是首屈一指的创意大师、因为我们都爱‘谋女郎’、因为他尚可以被骂、因为我们还没有第二个张艺谋……只要张艺谋一天在拍新电影、在寻求自我突破，张艺谋就不会被****，无论那些举起的拳头是如何地看似高明和正义凛然。”毫无疑问，《“保卫张艺谋”》专题组文在试图质疑“批判张艺谋”的非理性态度、解构精英式权威的同时，基于广大受众的趣味多元化，也蕴含了制造话题和领导“酷评”时尚的媒介炒作因素。不过，对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先生的专访文章《对张艺谋的批评是借题发挥》和上海学者朱大可先生的文章《1981－2004：中国当代文化撒娇史》还是传达出了一些相当有见地的意见。尹鸿先生指出：“中国电影这20年，有张艺谋的存在是值得庆幸的事。他仍然比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电影人更有创造力。绝大多数对他的批评，其实可能都是借题发挥。”并将张艺谋电影屡屡获奖的缘由归结为：“艺术的极至化，强化了美学的差异性；表达的电影化，减少了文化阅读障碍；符号的中国化，提供了艺术的陌生感。”同时，基于“即便是在最商业的电影中，一定要包含真正感动人的东西，哪怕是在一系列的商业包装下”的人文艺术理念，尹鸿先生认为张艺谋电影有个“致命的问题：对视听造型、意境、冲击力的追求，淹没了对人性的关怀和怜悯，电影几乎成为了技术奇观的奴隶。”[8] （p.38）而朱大可先生则从肯定王朔反叛国家主义的角度，痛惜张艺谋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迎合甚至献媚。
毫无疑问，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正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为据点，不同程度地扩散渗透到社会各区域，显影出一幅幅参差的消费文化图景；“保卫张艺谋”其实就是一桩消费文化范畴内的典型的文化造势。另外，在都市景观中颇具代表性的消费文化图景还有：到处矗立的巨幅广告，豪华的购物休闲娱乐中心，不断推出的商业展览，精美的工业设计，媒体制造的信息和影像以及比过去拥有更多闲暇的城市居民……。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中，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增长。” [9]（p.31）费瑟斯通认为，消费社会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大量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符号与影像之流。这种符号之流实际出自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的商品—记号理论：在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之中，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只是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小至七情六欲的私人生活，大至振兴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商品已成为种种欲望、意向的载体，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漂浮的能指领域，而广告、电视、电影则传送着源源不断的影像之流；一切的此在都无声地指明：以中心城市为先遣队的当代中国开始步入消费时代[10]（pp.48-51）。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往往打上审美的光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坍塌了，被商品包围的高雅艺术的特殊地位也消失了；艺术已经转移到了工业设计、广告和相关的符号与影像的生产工业之中。这表明高雅与低俗、精英与民众、少数与多数、有品味与无品味、艺术与生活等等所有这些垂直性划分都遭到了破坏，符号的等级开始瓦解[9]（p.100）。在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景观中，我们常可看到种种迹象，如在购物中心回荡着世界名曲，而在一次艺术性很强的音乐会之前会有强劲的广告攻势。这既暗合了消费时代人们对日常个人生活审美呈现的潜意识需要，又满足了人们对欲望、梦想、幻觉的消费，大众的民主冲动也在此得到释放；在招引无数眼球的同时，媒体赢得了市场的成功。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范式的调整，市场逻辑与消费优先的理念显现出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消费时代的文化经典逐渐从单一性的、精英掌控的标准走向多元性的、动态选择的趣味：在消费的范围内，有的人把文化当成是一种经验，有的人则把文化当成一种装饰；有的人像包法利夫人，愿意像小说中那样生活，想让自己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有的人则只想收集有特色的作品；青年人第一次读到某部作品时，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心中感到震惊，成年人则像品茗一样琢磨作品，自己却不会因此而改变，要变也是读书时想像中的变，放下书则又恢复了原样；如果我们不说在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对立的话，至少也可以说这两种人是不同的。艺术家也分成了两种人，有的是学院派的艺术家，有的则是边缘性的艺术家；有的艺术家在创造其艺术时极其巧妙地利用规则，有的则像喷发的火山能将一切规则打破甚至使其创造超出艺术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张杰：《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3期。
[2] 康震、符均：《新文化格局与经典的命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3] 朱立元：《“经典”观念的淡化和消解——对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审美文化的审视之二》，www.cnki.net。
[4] 舒圣祥：《“另类语文”是对经典的亵渎》，转引自《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2004年第23期。
[5] 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6] 陶东风：《80年代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7] 《“保卫张艺谋”》专题组文，《新周刊》，2004年第23期。
[8] 尹鸿：《对张艺谋的批评是借题发挥》，《新周刊》，2004年第23期。
[9]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10] 刘岭：《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经典文本书写》，《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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