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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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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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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要怎么做，而且决定对实践应怎么看。哪怕你是一个如何伟大神圣的人物，如何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功业彪炳，如果失去理性，便会出错，一错再错，一错到底。俗云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即或说的是真理，也只是一小半真理，没有理性，从实践中也得不到真理。实践犹如历史，人称历史是女郎，任人打扮；实践也是女郎，也任人打扮。而决定人如何去打扮的，是人的理性。所以，鲁迅会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反对理性，坚持实践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抢到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或曰，以成败论英雄。一切看实践的效果，谁胳膊粗拳头大，谁阴险狡猾，收拾了敌人，坐上金銮殿，谁就超凡入圣，英明伟大。谁运气不济，功败垂成，谁就成千古罪人，遗臭万年。究竟他们对民族发展，国家发达有何意义，功过是非，既然实践中已定输赢，便无人细评。其实，对历代统治者来说，夺到天下，不过是夺到一份硕大无比的家产。从夏启家天下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和人民都是统治者的私产。从秦始皇起有了皇帝，但传统不变，“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差别只在不再相信天命鬼神，不用占卜，竟直宣布，“朕为始皇，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在空间上要囊括一切，而且要在时间上霸占到永远。可说是对古代家天下理论`理想的发展与完成。可惜，好梦难圆，秦始皇尸骨未寒，起义军的星星之火便已开始燎原，很快秦帝国被付之一炬。二世而亡，贻笑天下。代秦而起的刘邦是个草包，后来当了汉高祖，说话没有前辈那样讲究，庆功宴上，赤裸裸地当着群臣的面向他父亲无耻地炫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沾沾自喜的暴发户神态，令人作呕。后世的帝王没有刘邦的气度，不敢自报家门，把自己的隐私和盘托出。后世的史家没有太史公的胆识，不敢秉笔直书，把统治者的嘴脸声闻必肖地勾画出来。所以，我们后来再没有看到象汉高祖这样坦率直白地表演，但统治者的内心和手段则是几千年一贯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所以唐甄骂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所以黄宗羲骂道：“今世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在人民没有觉悟，民主共和制度发明之前，理性不张，所谓成王败寇，完全是自封的，其实成功者才是最大的贼寇。独立特行之人反其道而行之，不以成败论英雄，殊不知，因为囿于成见，理性不立，推崇失败的英雄，所论仍难出成王败寇的窠臼，不见张献忠杀人如麻，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乎？
反对理性，以实践为标准的现代活标本是腐败。纵然有共产党中央，共和国政府，三令五申，反对腐败；纵然有中央纪委，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反贪局，重拳出击，打击腐败。腐败分子一如那个在闹市中失去理性，不顾一切扑向金子的莽汉，也丧失了理性，不顾一切扑向自己手中权力能换来的利益。事后有人问莽汉，市场上有那么多人，你怎么就敢抢劫黄金？答道，除了金子，什么都没有看见。贪官污吏也是如此，他们费尽心机，出人头地，图的就是个名利。一旦利益当前，他们就红了眼，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弃道德良知于脑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犯下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种种腐败罪行。“事前无分权，事中无监督，事后有保护，现在是搞腐败的最佳时机。”说明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分子是由国家社会实践中滋生出来的。然而时刻再佳，有理性，守良知的人，也会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时代再严，丧失理性，不守良知的人，也会违法乱纪，倒行逆施。“笑骂由汝笑骂，热官我自为之”。官迷心窍者道出的是古今中外一切贪官污吏的共同心声。这正应了孔夫子的训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当下，一切以实践中的利益得失为转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王败寇，官是民非，排斥道德良知的理性要求的恶劣倾向，造成腐败横行，民怨沸腾，动摇国本，危害民族。倡导理性，尊重良知，审察实践，尊重法律，不失为补偏救弊之上策。
不要理性的代价，不只是会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还会使实践检验真理成为灾难制造者。当年马寅初看到了由清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潜在危险，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如果当道采纳，计划生育，今天中国人口不会超过六亿，炎黄子孙，福多多矣！惜乎当政者不仅不采，还对老先生滥加批判。结果批了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人口，成了中国沉重的包袱，还将长期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实践是检验出了新人口论是真理，也造成了人口不堪重负的灾难，真不如由理性来检验真理稳妥。
同样的情况，还有彭德怀。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的危害到五九年已经十分严重。然而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私下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意图挽救。虽为时已晚，亦不无小补。殊不料触犯逆鳞，竟被毛泽东借题发挥，打成反党集团，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成军事俱乐部，罢官丢职，隔离审查，还在全党全国株连了几十万人。当这位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打过美帝的元帅`政治局委员被一大拨高干批斗，被一位肩扛四星的大将冲上前搧一巴掌的时候，全党噤若寒蝉，全国鸦雀无声，真理似乎在独裁者手里。大跃进的疯狂，亦更火上浇油。然而不到半年，饿莩遍野，全民菜色。实践证明彭老总对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接见彭德怀，也不得不改口，“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然而又有何用？能让饿死的怨魂复活么？能让浪费的财富回归么？有目共睹的危险不承认，非得让死人的噩耗来报丧，这是让实践来检验真理，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制造）灾难？能由理性检验的，千万再不要劳驾实践出马了。
同样的情况，是核子战争。核战没有赢家，核大战会毁灭人类，只能由人的理性来检验，决不能让实践来证明。所谓极而言之，死一半人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英雄欺人。严重的核辐射，长期的核冬天，即使当时有躲过冲击波`核高温的人，也难以生存下去。事实上，人类已普遍接受了这个观点，除了极少数的激进分子，战争狂人外，人们都在反对核武器，反对核试验。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排除理性，坚持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会把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坚持实践，坚持真理，坚持由理性来弥补实践明显的局限性，我们的事业才能办得更好些，发展才能更快些。比如，我们现在最爱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然不错，而问题是如果水太深了，一时探不到底，摸不着石头，那该怎么办？比如过了河，要漂洋过海，总不能还去摸脚下的石头吧？漂洋过海，不用摸石头，但要靠罗盘定方向，靠卫星定位仪来定位置。社会大的转型期，由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犹如横跨海洋，就要靠人类高度发达的理性。诸如十八世纪末欧洲各位贤哲在北美做的伟大实验，取得极大的成功。前提便是制定宪法，为美国以后的发展确立方向，制定原则和制度的基础。虽然历史发展有些会逸出这些由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哺育的先贤圣哲们思考的范围，后人还可以提出新的补充法案来丰富宪法，但宪法总的精神，根本原则不错，有力的指引着美国这艘空前的巨轮在历史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只经过短短的一百五十年，新开发的边远蛮荒之地，就成了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世界前进的火车头。美国的胜利，就是美国宪法的胜利，就是人类理性的胜利。相比之下，惯于在黄土高坡上手工种田，手工织布的中国人，扔不掉手工操作的老传统，在全球一体化，信息时代来临的时候，仍然坚持事事摸着石头过河，缺乏高瞻远瞩，缺乏明确的航标，航向，只相信经验，不相信理性，成绩就有限的多。改革开放至今，浅表性的问题，能解决的已解决了不少，而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新制度建设，便举步维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把摸着石头过河绝对化，重视实践而轻视理性的结果。
中国人忽视理性，也是传统。远因先不说，近因则在于，领袖的话作为标准衡量一切，以至于达到两个“凡是”的程度，把中国大陆推入空前的浩劫，大陆人民备受磨难。因而人们害怕领袖的话，以为话就是理性，进而害怕理性，只想以实践来补偏救弊。殊不知把领袖奉若神明，把领袖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是迷信，而不是理性。领袖以太阳自居，以救世主自居，是疯狂，已失去了理性。所谓理性，即人独立自主认识世界的能力。有理性即认识到人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让人人都去主动自由地认识世界，建设世界。那种唯我独尊，莫予违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是狂妄，是无知，是丧失理性的表现。那种惟命是从，甘做犬马，攀龙附凤，逆来顺受的臣民，是愚昧，是迷信，也是丧失了理性的表现。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是理性造成的灾难，而是扼杀理性，丧失理性的结果。因为领袖人物丧失理性，思想错误，造成浩劫，便矫枉过正，因噎废食，排斥理性是很不该的。
由于在欧洲，启蒙时代理性的对立面是宗教，国人往往仿此来解读中国现象。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成为国教的宗教，没有能跟世俗权力抗衡的教廷，就认为中国人的理性未受戕害，甚至希冀由中国的理性传统来拯救世界。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理性的本质是人自己主动自主地认识世界，迷信的本质是人按神或别人的教诲去接受世界，至于形式是宗教还是政党，靠圣经还是靠文件，倒在其次。而在古代的中国虽没有势可敌国的宗教统治，虽没有管到生`老`病`死`吃饭`结婚的宗教仪式，但中国主宰思想的是大成至圣，无所不知的先师圣人，统治一切的是大权独握`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全体国民的思想都局限在“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中，生活束缚在大一统国家的规定中，虽说是入世而非出世，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进学中举，“割股疗疾”，女人缠足，男人留辫的训练，哪一样不比希伯来人的上帝更残暴，更野蛮？西方来世的惩罚，正是中国现世的眼前报应。中国人并没有一丝一毫自主认识世界的权力，并没有一丝一毫主动建设生活的自由，受到的限制和压抑比宗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古代的欧洲和古代的中国都没有理性地位。差别是，中国人的理性是在入世蛊惑下被上天的儿子皇帝扼杀的，失去理性的中国人不能跟皇帝讲理，理性便永无出头之日，社会也永远停滞不前。而欧洲人的理性是被高踞彼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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