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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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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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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可以确保权力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直到社会最小的组织部分，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大权力体系得以巩固。权力不再是某个人凭借其出身就可以拥有和施行的东西，权力与个人的能力日益分离，这就是"今日权力"的图景。
今日权力体系具有金字塔式的结构，有一个至高点和一个总体性原则，在此之下逐渐呈网络化地向下分部，它们在不同机制的权力中互相交缠扭结，相互运作、相互指涉、相互划界，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特定模式，从而构成当代权力的超结构观念。可以说，在"监禁与惩罚"的论述中，福科不仅对现实的空间化权力效应加以描述，而且也提到了城市的想象性"地理政治"。他的这一圆形监狱形象甚至提供了对于国家机器进行总体描述的某种可能性，它具有一种权力模型的缩影，即微观权力的播撒、网络机器的分析，而又看不到一种中心或焦点对异质的技术或制度的横向统摄。所以，当把握了全部复杂的权力运作方式以后，就可以对区域性的、国家机器的、甚至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进行分析。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和分析可能会涉及更多的问题，穿越更细微的管道，而成为传播更广泛权力的复杂工具。
于是，"国家民族话语"和"个人身份"问题逐渐在福科的研究中被提到。因为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在局部身份和国家身份冲突问题方面，同样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和领域。福科认为，对权力话语的知识谱系学分析，通过战略和战术对领土的移置、分裂、分配、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加以实行，这样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因此，他打算将自己的下一步工作放在研究要塞、战役、运动、殖民地、领土等历史问题上。可以说，福科后期准备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进入更广泛的文化权力的分析中。然而，英年早逝使他终未能完成这一工作。
后殖民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跨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其实这一点在福科头脑中也有自己的考虑。1977年福科在与费纳（Lucette Finas）谈话时指出，在一定社会内的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政治是一种普遍的战略，可以用来调节和指引这些关系。如果政治化意味着回到现成的选择和制度，那么为揭示势力关系和权力机制的分析努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面对着巨大的与跨国经济和官僚国家相关连的权力技术，必须反对以新形式出现的政治化。
应该说，对国家民族的解析，个人身份的辨析，权力凝视监视的剖析，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和跨国经济的分析，使得福科的理论已不再是一种书斋式的话语，而成为现实且具体的权力话语分析框架，成为后殖民文化分析的重要理论模式。当然，福科并不想使自己的理论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话语并不构成对他人话语权力的制约，相反，误读和误解倒是自己著作逃不掉的命运。正如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作者"，而只是一个"写书的人"。
不妨说，福科的写作为世纪末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同时使当代后殖民主义文化问题研究获得一个更广阔的知识框架。他的权力话语分析的方法，使当代文化和文论研究总是要力求透过国际社会秩序去看文化权力的运作，尤其是运用"知识型"和谱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任何单一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都将使这一研究失效。他关于文学理论中写作和批评问题所提出的新看法， 关于"作者之死"所强调的纯精神主体的消亡和读者解释的重要性，以及批评的转型（与现实权力相疏离，剥离任何神圣化的光环）所激发的新思想，对当代文学理论有着新的启发意义。他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的关于"凝视"、"看"与"被看"、微型权力分析模式、文化身份问题的见解，同样是引人深思的。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世纪末的迅速发展，除了其"后冷战"局势和整体国际文化氛围以外，福科对权力分析的模式和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关注无疑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福科通过不同社会权力即"硬权力"和"软权力"的不同侧面，对整个现代文化的进程加以独特探讨。他尤其关注构成社会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去观察主体的人形成过程中的正负面效应。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谱系化"的不断总体化的图景，而要把历史打散、拆开，使它与现在、过去、未来相隔离，从而使人意识到历史的异己性、疏离性。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解构，发现历史中人的疏离的、非总体性的性格，使"现代合法性"遭到真正质疑，进而挖掘出非连续性的、非合法性的知识，使一种谱系学中的反常规性升上历史地平线，使非常数、非本质、非等级秩序等成为人文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考古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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