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文学评论》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部分高校的著名学者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中国文学的境况下,当代文艺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现实,如何突破既定的思维禁锢,与时俱进,开拓研究新思路,提出具有建设性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是一项紧迫而又不可回避的任务。这几年来,文学理论研讨会的议题相当多样,它们既涉及当今文学理论所处的语境问题,同时又关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议题,可以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方面。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1、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议题并非旧话重提或空穴来风,而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人文理想精神对现实发出的提问,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人文理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认为,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从纯文学、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联系现实的人,人的处境及其现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转轨进入了市场经济。一方面,物质逐渐丰富起来,极大地开发了过去被压抑的个人的潜力。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又危及人的生存,而且由于信仰的空白与缺失,形成了人们对物的追求。物的拼命追求与物的挤压,使人的精神转向颓废,不少人变为空虚的人、扁型的人、平庸的人。加上这样不健全的社会体制,更是培育出了大批大批以追求物欲、权欲、性欲为目的的钱性权式的人物。
在如此残缺的现实面前,要重新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有何价值意味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克剑认为,人的存在是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或受动而能动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的"受动-能动"性,使人不再像动物或其他物种那样只是接受或适应一种给定的生存境域,而是在改变既遇的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一种生存境域。人为自己创设生存境域因而以自己创设的生存境域为存在对象是由于人自己,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义上,人的存在当然可以是"自由"而非"他由"的。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人的"富强"、"正义"、"和"、"真"、"善"、"美"、"圣"等价值之维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展示,因而也正意味着人对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文化诸多领域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
要达至这种"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是人的未来的追求。钱中文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本身是以走向完全的自由、人的全面解放为条件的,是一种理想境界中的理想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伟认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渴望全面发展。但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人始终存在于"去存在"之中。如果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本质的、先在的,并按照这个观点去规定人的话,就是一种倒退。现在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解成开放性的,始终处在实现的过程中的,非现成性的。
正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如此艰难,才需要精神的践履,需要人文知识分子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认为,全球化语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如何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片断化的状态转入知识分子的对话化,非中心的的圆桌化,文化语境的清洁化和知识分子的前瞻化,实在是全球化语境中仍能保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2、把"人"与"发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命题来讨论时,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命题来作一番谱系学的考察,看看是谁在谈论以及怎样谈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牛宏宝认为,在历史上有三种谈论"人"的话语方式。一种是"园艺师"的方式。"园艺师"对"人"进行修剪。其二是"立法者"的方式。"发展"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人"发生了本质性关系。其三是"编码者"的方式。"编码者"把"人"看作是一套符码,并给"人"编码。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是在"立法者"的话语中被言说的。但是,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此命题的言说中,却只是取此命题的召唤力,谈论的话语却遵循的是"园艺师"的话语逻辑。这样,学术界就可以获得最高权能的授权,但也就失去了这个命题作为"立法者"话语的独立性和自明性以及它的全部内涵。一个由"园艺师"谈论的"立法者"的话语,在今天却遭遇了"编码者"的话语逻辑的结构,这是国内学术界的不幸和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吴琼认为,要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必须先确定自己的知识平台。现代性话语提出要通过激活人的感性力量以对抗启蒙理性的单向度统治,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话语产生的知识机制,而现代性则是此后人们讨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平台。但是,随着后现代时代的到来,随着后结构运动对人、主体、精神、历史等传统概念作的根本性解构,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后现代性。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只站在一个知识平台上来讨论问题。我们同时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混杂语境中,这构成了我们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真实平台。因为只有在这个平台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才能与当下的中国经验发生联系,我们的文艺学建设才能找到其现实的生长点。
当我们从后现代的知识平台上来讨论"人"的"发展"问题时会发现,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进行质疑的理论。但在中国的后现代论述中(特别是那些批判后现代的论述),似乎后现代话语是反人性、反人道,似乎反对一切人文关怀。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晓明提出了"后现代的人性"的命题。他指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人"这一主题的解构清理,并不意味着不关怀人。只不过去除那些虚假的、人为的面具,恰恰是更真实地关怀人的本来存在境遇。例如,福科的《疯狂与文明》、《诊所的诞生》、《性史》等一系著作,难道不是对人的命运极其深切的关注吗?德里达也并未放弃对人的真实命运的关切。特别是他最近几年的论说,明显加大了人文含量。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显然是把对人的关怀放到首位。后现代建筑、后现代文学艺术,明显是把人的主题放到一个解除了历史重压的更加真实的语境加以思考和表现。
同样是在"后现代"的话语平台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则从"后现代神学"对当代社会的参与和批判出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学与神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介入"全球化"问题,所能展开的论说几乎必然是批判性的。这一基本特征,与基督教群体在"全球化"的世俗语境中所必须持守的自我诠释有关。然而,正是通过这种相对艰难的自我诠释,显示出一种较为积极的神学态度,即:基督教神学不再仅仅是借助批判而有所持守,也更直接地参与着当代西方的世俗文化。当人文学研究行使其社会批判的职责时,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某种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分析了席勒对现代性的理解,认为在席勒那里,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甚至矛盾的关系。现代的发生就是对前现代的反动;现代的发展就是对前现代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现代自身的批判和纠正。席勒的"现代断裂论"首先表现在他对于神圣与世俗的理解上面。席勒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用以对抗全能的上帝(超验之神)和独裁的君主(世俗之神)。如果说,从现代性批判角度来看,席勒反对神圣是"破"的话,那么,他弘扬世俗,也就是弘扬人性,则是"立"。席勒"立"的关键在于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来作为他的现代性理解的主导范畴。
文艺学的"越界"、扩容与文化转向
1、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乃至文艺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变化。不同于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以及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原有的自足自律的封闭体系,在一次有深度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这次"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研讨会所展示的,恰恰是这种转折性的变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钱竞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新意的"旧话重提",也展示了与时俱进的学术格局。而且,这次转折所伴随的必定又是一次学风的变化。与80年代的急促、幼稚和浮躁相比,今天的学人更讲求理论--范畴--逻辑所沉淀的历史内涵,而不是狂放而空泛的宣言。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与会者对发言的回应,都证实了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注重"言有物"以及"言有序"的学术倾向。
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指出,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文艺学研究必须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和正统的学院文艺学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偏见,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文艺学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如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与身体文化等。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工作的程序。金元浦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的。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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