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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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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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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3）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经典也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作出的，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作出的"，（4）因而写下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就得以作为"经典作家"而载入史册了。诚然，对经典构成的这种历史性和人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首先，一部作品写出并要想成为经典，就必须得到出版和发行，并要引起批评家的注意，然后在得到批评家的认可之后才能逐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最后它的成为经典之重要标志便是进入大学的文学教科书和载入文学史。可见这三方面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有时这后一种因素也能对前一种因素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例如就布鲁姆本人而言，一部在广大读者中极为流行的文学作品不能不促使他考虑其可能存在的经典价值，而他对某些确有价值的经典作品的忽视也可能导致这部作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排斥在经典的大门之外。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另一位十分关注经典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他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语言，并能用中文和俄文阅读，用英、法、德、荷四种文字写作，近年来尤其对中国文学颇为关注。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袭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5）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6）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写作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比较文学史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7）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撰写的一个突破，同样，这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也不无启迪意义。
经过一番理论上的争论，文化相对主义的本来内涵发生了变化。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的，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佛克马和夫人蚁布思在一本近著中对"谁的经典"、"何种层次上的经典"等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后，并大量引证了中国文学的例子，颇有洞见地指出，"我们可以回想起，中国也有着经典构成的传统，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像欧洲传统那样表明其强烈的经典化过程之意识。（8）而令人遗憾的是，像佛克马这样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和知识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在长期的文学撰史实践中，不少西方学者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有意识地忽略中国文学的存在。而佛克马等西方有识之士的努力则为中国文学价值为更多的人所认识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也许在当代对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方面最为激进的实践来自文化研究。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产生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当然，它招来的非议也是颇多的，上述两位学者就是文化研究的反对者或怀疑者。但更多的一批早先的文学研究者则主张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把文学研究的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逐步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也许有助于摆脱文学研究的危机之境遇，而适当地分析一些（包括精英和大众文学在内的）文学文本也不致于使文学的文化研究者走得过远。总之，通过比较不同民族文学的方法和打破不同传统、不同等级序列的文化之界限的策略将有助于文学经典的重铸。
走向一种"修正式"的经典重构
尽管修正主义是当今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又一股具有冲击力的理论思潮，（9）但这种思潮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价值以及隐于经典构成之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仍不失一定的启迪意义。修正主义顾名思义，本身并不求什么理论上的建树，而是要致力于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某种修正和改造，使之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修正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继承了对文化现代性和文学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且将后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和文化研究的"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尝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改良特征的临时性批评策略。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修正主义仅仅是我们的一种批评策略，而非一种本身可以自满自足的理论。在当今的文学理论批评界，人们一般将当下流行的文学修正主义思潮追溯至解构理论家德里达以及其在美国的盟友和论敌布鲁姆。（10）这自然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解构的最终目的并非仅仅拆散既存的结构，它在拆解旧的结构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建构了自己的体系，对此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对德里达在整个20世纪人文科学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们已无可置疑，而对布鲁姆的修正式批评之价值和影响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学者中，布鲁姆的才学是令人望其项背的，因而他的"对抗性"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风格招来的非议也是在所难免的。布鲁姆一生著述甚丰，其高产程度在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他迄今已出版了专著25部，而由他编校并撰写序言的文学作品和其它书籍则多达500多部。这使得他在当今的西方批评界文化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文学研究日益萎缩的不利情势下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布鲁姆有着广博的学识和多学科领域研究的造诣，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也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纵观他的大部分著述，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总结，布鲁姆对当代文学批评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他早先的对抗式批评起到了对陈腐的、缺乏想象力的学院批评的反拨作用，从而使得当代批评仍不失鲜活的文学性和美学取向；(2)他的加盟"耶鲁学派"使得这一变了形的美国式解构批评更接近新批评的形式主义，从而仍贴近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分析；(3)他的"误读"理论则标志着当代批评理论的修正主义倾向，而这一倾向越到当前越是显示出富有理论性的启迪；(4)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研究经典构成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近几年来，他致力于类似后现代主义式的启蒙工作，通过使文学经典走向普通大众来实现提高读者大众文学修养之目的。而在上述这五个方面，直接对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有着积极影响的则是他的修正式批评策略。因此，在当今的西方批评界，"哈罗德·布鲁姆仍然是最卓越的文学修正主义理论家。他肯定地认为文学史本来就是如此。他发明了一个刺激性的术语--’误读’，并认为误读是诗人摆脱前人创作的必要的、开拓性的偏离"。(11)这就相当权威性地肯定了布鲁姆之于当下的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
我们说，布鲁姆的批评理论是一种修正式的理论，是因为他的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的误读和修正之基础上的。"误读"(misreading)这个概念不同于"误解"(misunderstanding): 后者往往是由于知识的浅薄而造成的被动的错误，前者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摆脱前人影响的巨大阴影，通过对既定解释的有意误读而达到某种创新的境地。诚然，前人的创造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有着丰厚的积淀，因而令后来者难以超越，因此后来者要想达到绝对的创新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达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式"创新还是可能的。应该承认，布鲁姆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早在他的批评生涯之开始，他就大胆探索，勇于尝试着将比喻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犹太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他特别对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人的浪漫主义"危机诗歌"(Crisis Poems)感兴趣， 因为他认为这些诗人的实践与他所持的"误读"理论较为符合。他认为上述每一位强者诗人都力图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去误读自己的前辈大师，因而他们的每一首诗似乎都经过了"修正"的各个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可显示出这种修正的程度。针对所谓的"误读"与创新之关系，他争辩道，自从密尔顿创作了《失乐园》等不朽的诗篇以来，诗人们仿佛都经受着一种"迟到"(belated- ness)意识的折磨：由于自己在诗歌史上姗姗来迟而害怕前辈诗歌大师们早已把"灵感"使用得差不多了。为了适应这种迟到的写作，诗人们必须与自己的前辈大师进行殊死的搏斗，以便进入心灵世界，努力发掘，创造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独特空间。他的这些感悟和洞见尤其体现在他早期的代表性著作《影响的焦虑》中。
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通过厚今薄古的"修正"策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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