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西村又认为，虽然以“儒教”为治国之本是上策，但“儒教”还需进一步吸收“洋药”更新充实，方能适应时代。为此，他指出旧“儒教”有六项缺点：第一理论上欠严密；第二，倾向于保守，于开国进取不利；第三，有过度尊重尊者的毛病；第四，重男轻女；第五，厚古薄今；第六，非“以理为师”，而是“以人为师”，“以吏为师”。西村认为，只有学界人士齐心合力，克服以上缺点，且汲取西洋新知识，“儒教”才能体例一新，成为日本新“国教”的基干。

　　为了更新旧“儒教”， 西村茂树主张从西洋哲学中汲取营养，以改造滋补“儒教”。他说：“时至今代……进步甚著者如法国哲学家孔德倡实理哲学，其考究精密，学理微妙，达于无可比拟之境。” 由此看来，西村茂树希望通过孔德哲学的引入以改造“儒教”。与元田永孚相比较，西村茂树的“儒教”观要“开明”得多，他反对一成不变的继承，而明确表示要引进西学，改造儒学，创造出日本式的“混合儒教”。

　　西村茂树为了从理论上证明他的“混合儒教”论的合理性，曾提出独特的“东西洋学问比较史观”。这主要表现在他的题为《东洋学会的前途》的演讲中。

　　在演讲中西村茂树首先把学问分成三类。他说：

　　 “从东洋、西洋的关系上加以观察，凡学科可分为三类。其一，通东西之学而能发挥其中真理者。其二,依西洋之学而能发挥东洋之事理者。其三，东洋自身之学问。”

　　他指出，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理学等为第一类学科；化学、物理、地质、诗歌、音乐等为第三类学科。他认为，第一、第二类学科，西洋学要比东洋学精密机巧，对此要低首下心，认真学习。关于第三种学科，他主张在比较中认识东洋学的精华，舍去东洋学的糟粕，以求学问的进取。

　　他主张：“考究自国（或称东洋）历史、言语、文章、制度、风俗、衣食、生业（产业）、诗歌、音乐等，同时将他国（西洋）历史、语言、文章等与之对照比较，其优劣精粗则可明白确实之。”

　　他还对日本的学问发展史有所考察，进而主张对东洋学应加以继承弘扬。他指出：日本在封建时代，由幕府而至诸藩，开各学校以教育士人。其教育乃以读儒家书为主，以忠孝仁义为道而教之。且以中国经典立教，兼以读中国历史，学中国文章，于此求教育之完备。故当时日本士人，大体详中国之事，于本国事反倒知之不多。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废儒学而以西洋学代之。西洋学获一尊地位，儒学与日本“本国之学”又被冷落。针对上述情况，西村指出：历史上日本只取中国学而弃本国学，明治维新之后，又将儒学与日本本国学问合而弃之，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他主张改变日本一贯的教育方针，在努力学习外国学问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学问。在明治时代，则应在注重研究西洋学问的同时，注重研究东洋学（含中国学与日本学）。

　　他论证学问精粗的标准：

　　 “凡学术界必要者，第一为精密，第二为博大，第三为结构完全，第四为顺序整齐，第五为少劳多功。以此五条定学问之等级，则本邦之学问不及中国学问，中国之学问又不及西洋。是乃于古代，国民专务中国之学，而不务本国之学。时至今日，专务西洋之学，而不务东洋之学。”

　　这里，他从精密、博大、结构完备、顺序整齐、少劳多功这五个学术标准来观察，认为东洋学还有不及西洋学的地方，“等级”上略逊一筹。为此他提出“学术改良”的理论。他说：在日本实际上有两种学问家，一种是西洋学家，一种是东洋学家。东洋学家皆生于东洋，且通东洋之历史、法律、考证、道学（指“理学”与“心学”）及诸子百家之学，可谓“生于斯土、通于斯家”，因此比这生于东洋而务西洋研究的学者在学习条件上要占优势。但是，由于西洋学本身在“等级”上高于东洋学，因此东洋学者要使自己的学术水平胜过西洋学者，就必须从提高东洋学的“等级”入手。为此则必须从两方面努力：其一，研究学问不可专门依赖书本，而要重事实之探讨；其二，抛弃东洋学者固有的自尊自大陋习，对“东西之学”进行“精密的比较”、“公正的判断”，取长补短，以利进益。他相信，如果做到这两点，东洋学将雄风再振，东洋学者的地位也会日益提高。

　　综观西村茂树的《道德论》、《东洋学会的前途》，可见作者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首先是主张在儒学为根本，实行“道德立国”；同时又承认目前的东洋学在层次与“等级上不及西洋学”，因此，要求东洋学者努力进取，进行“学术改良”，援引西方哲学以入儒，以创造出所谓“混合儒教”。

三、被纳入新文教体系的佛教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佛教曾受到贬抑与排斥。例如明治元年，颁布《神佛分离》的布告，废止“神佛混淆”，此后又出现“废佛毁释”的运动。例如松本藩在明治3年8月发出“废佛归神”的藩命。施行方法“甚为极端，寺院悉毁，佛像俱为烧却。凡僧侣尽遣为农”，屡为陈请，希望能保留佛寺，也遭到拒绝。

　　为此，日本佛教界开始了“护法运动”。历史上共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明治元年（1868年）到明治5年（1872年）。由于神佛分离与废佛弃释运动的展开，佛教进入“苦境”。此时期“护法运动”的状况，由明治2年提出的净土宗的《内愿书》可以看出。《内愿书》称，“以神道为基本，以儒佛为补翼，以当人民教谕之任”。可见此时的“佛教复活政策”表现出对明治政府的卑屈与追随态度。

　　第二时期为明治6年（1873年）到明治10年（1877年）“教部省”废止。这时期，自由民权运动日益高涨，明治绝对专制政权及其支柱思想——神道教义，表现出无法招架的态势，被迫改变对佛教的态度。明治6年，佛教各宗共同建议设立“大教院”，同时提出“十一兼题”，开展佛学理论研究，既培养僧侣，也为明治新政府的方针政策作说明与唱和。由于“大教院”的主导权仍由神官掌握，以东西两本愿寺为中心，于明治8年提出解散“大教院”，将佛教从神道中完全独立出来的意愿。

　　第三期为明治11年（1878年）到明治23年（1890年），佛教各派与神道一起共受内务省支配。这个时期，佛教与国家主义出现合轨趋势。佛教的国教化问题也在此时提出。

　　由上述佛教护法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自1873年之后，日本佛教从被排抑的苦境中走出，开始被政府起用，成为教化“下层国民”的工具。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的发表，使佛教在理论上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因为西村茂树虽然强调国民教育宜以儒学为主，但他也明确表示“佛教”作为“世外教”已经深深扎根于广大基层群众之中，政府正可以因势利导，利用佛教教育以约束下层民众。

　　福泽谕吉在《德育余论》中的言论也充分说明日本上层知识分子对佛教复活的欢迎态度。他说：“日本自古以来下层人民就有很多人信奉佛教，民间的道德完全是从佛法中产生的。所以只要保持这种习惯，不加以丝毫阻碍，听任其教导，民间就不会缺乏道德教育。”他还认为：尽管佛教“不能直接向上层人士进行道德教育”，但是，“要知道下层人民养成道德之后，如果集其德心而形成公议舆论，就会具有无限力量。”

　　日本佛教在第三次“护法”时期所做的工作是值得一提的。当时一部分佛教思想家用近代哲学思想及科学概念解释佛教，促使佛教在新形势下走上兼收并蓄、自我改造更新的道路，其结果，提高了佛教在明治时代存在的价值。村上精一于明治23年著《佛教一贯论》，正说明了这一点。其第一章总论云：

　　 “有人问，佛教哲学乎，宗教乎？吾曾作一如既往之答辩。曰，佛教既是哲学，又是宗教。其所以为哲学者，佛教对万有原理作了百尺竿头的彻底说明。大凡所谓哲学者皆解释万有者，不仅止于形而下，进而论到形而上，且探讨说明其诸番原理。佛教对此既讨之，且说之，何不能称哲学乎？然哲学与佛教之间也有区别。凡世间一般称哲学者，以有限之人智，想象无限之宇宙，主观之知力既为有限，而客观宇宙乃为无限，故其论渺然如苍海之粟，邈然如空间之一隅。偶然也说明无限之宇宙，恰似盲者论色之好恶。甲说，乙驳之。丙论，丁否之。异论百出，嚣嚣又嚣嚣，未闻一定之说。然佛教哲学，以无限之佛智，洞然彻见无限之宇宙世界，然后说明之。是乃主观之智力，与客观之宇宙无限相等之故也。其论无尽，其说无至。是故无论何等识者，入佛教之门而登堂见之，无不惊其说之高尚完全。惊其说之高尚完全之同时，信己之知见不及佛陀如有天壤之别也。既自知己见不如佛陀，则有创哲学之念断绝，而仰佛陀哲海，布演佛教之意念勃勃而起。”

　　村上精一认为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是因为佛教对“万有原理”作了“百尺竿头的彻底说明”，完成着与哲学相同的任务。但佛教又高于哲学，因为哲学是以“以有限之人智，想象无限之宇宙，主观之知力既为有限，而客观宇宙乃为无限，故其论渺然如苍海一粟，邈然如空间之一隅”；而佛教学说以佛陀之智观察世界，“其论无尽，其说无至”。把佛教哲学化，甚至说成是人间最高层次的哲学，这是日本佛教求得生存，并希冀跻入文教体系的宣传方法，也可以说是佛教在诠释方法上进行自我改造，以使佛教“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村上精一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另一个佛教理论家井上圆了在这方面也发表了许多言论，用哲学乃至物理理论解释佛学。例如他说：“……佛教说三世，谈六道……不外就是应用物质不变，能量常存的原理。就真如一元之理体来说，因为其体不生不灭，故由其体所生物心之变化，亦毫无因时间前后而有增减生灭之理。” 井上圆了用“物质不灭”定律说明佛学“不生不灭”的“真如一元之理体”，虽然牵强附会，但其努力于佛教“现代化”解释的苦心跃然纸上。

　　总之，日本佛教经过三个阶段的“护法”运动，积极向明治维新政府靠拢，为明治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唱和，主动挑起了协助神、儒两“教”“教喻”民众的作用。同时致力于将佛学与近代哲学相结合，以改变旧佛教的原有形象，使日本佛教在明治时代得以生存。这样加上日本神道在明治维新后的进一步被肯定及“儒教”的复活，一个以神、儒、佛结合的以“儒教”为中心的日本新型文教体系被重新确立起来。日本“新文教体系”建立的过程也同时是日本民族精神在“回归”中再造的过程。

　　以上所叙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所奉行的文化政策。其具体表现为：对神道的尊奉、对儒教的温存与对佛教的吸纳，合三教而为所谓新“国教”。此为明治维新以来对全盘西化的反动，也是对传统文化扬弃后的再用。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踏上现代化之际，西学东进，涌入如潮，旧秩序业已崩溃，新道德尚未确立，精神断裂，人心迷乱，所遇到的问题确实很多。于是乎日本将道德体系的重建排上日程。然而，此“新道德体系”无疑保存着巨量的封建糟粕，从而为日后日本的发展留下不可估量的精神隐患，“武士道”的进一步张扬、“绝对主义”、专制思想的日益巩固乃至军国主义的持续膨胀都与此发生密切的内在联系。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