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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因素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三种表现形态——以许地山、无名氏和张承志作品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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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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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了思想探索大于细节把握的总体格局，也导致人物形象普遍显得单一、模糊和抽象，没有具体可感和丰富、细腻的个性内涵；放纵的热情又使得小说语言膨胀无序，造成了“意象太密、比喻太挤、色彩太浓、议论太杂”的效果，缺乏应有的张弛有度的距离美感。因此可以说，无名氏在以铺张狂放的写作将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引向极致的同时，其浪漫激情却难免会随着时代挤压而在转瞬间销声匿迹。
三、清洁的精神：宗教对世俗世界的抵制
经过20世纪50—70年代的沉寂，进入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重新泛起一股由宗教意绪带来的浪漫气息。从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一些中国作家就在宗教的浸淫中将这股浪漫气息推向纵深。不过，就宗教浪漫色彩的极端性而言，可能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达到张承志那样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承志在以“清洁的精神”将80年代以后文学宗教浪漫主义推向一个前所未有高度的同时，其宗教浪漫本身所暗含的自我消解的因素，却预示着中国现代宗教书写和浪漫主义文学走向衰竭的危机。由极致而趋于破碎，这也许是所有文学宗教浪漫主义的共同运命。
当我们从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维度观察张承志的写作时，首先应考虑到这种关系在其作品中表现的复杂性。事实上，张承志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端的宗教书写者，甚至，在他的早期作品里，除了后来渐趋强烈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宽泛地保留着基督教乃至佛教因素的影响。综观张承志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我们发现，宗教的影响既为他的作品带来了前后一贯、可以形成互文的主题和题材，又造成了他作品里各种方式和风格相互交叉、充满混杂的情形。张承志的复杂性在于其写作的差异性：他既有早期作品里的一般理想主义激情（如《黑骏马》、《北方的河》）和宗教浪漫激情（如《黄泥小屋》、《残月》）之别，又有前期作品的宗教感性抒情（如《黄泥小屋》、《九座宫殿》）和后期作品的宗教理性写意（如《西省暗杀考》、《心灵史》）之别，还有各种文体运用（如散文《心灵模式》、《离别西海固》，小说《残月》、《金牧场》和诗体小说《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之间的显著差别。这种写作的驳杂样态和内在差异性，使得我们不能轻率地采取单一的方式去评价这位作家的宗教取向，而只能小心翼翼地进入其复杂的层次。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依然是：宗教作为一种元素，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参与了张承志作品构型和内质的塑造？与一般关于宗教言述的中国作家不同的是，宗教对于张承志本人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轻描淡写的文化，而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信仰资源。张承志与宗教这种近乎天然的联系，致使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无法同宗教剥离开来，并在精神气质上沾染了宗教的因子，以至在后来愈演愈烈，他的字里行间挥不去宗教的影子。由此看来，起码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谈论宗教之于张承志写作的意义：其一，宗教瓦解了曾存留于张承志心目中关于文学文体的一般概念和形式界限，将他的写作导向恣肆放纵的跨文体抒写，或者说引导他重新建构一种适合于激情表达的写作范式；其二，宗教强化了张承志作品里一度泛滥的理想主义激情，并将之发展为一种堪与世俗世界进行对抗的“清洁的精神”。
应该说，张承志在写作之初便具有“形式”意识，他总是在努力为自己的内心感受寻求某种适宜的文体及其表达方式。但随着宗教因素越来越浓重地渗入，早期作品的严整形式渐渐被作者难以遏止的宗教情绪所冲决，同时那种轻盈的抒情也逐渐为滞重的倾诉所替代。这种变化在《黄泥小屋》、《九座宫殿》等篇已显端倪，而作者执意要将一篇具有深厚宗教底蕴的《金牧场》重新改写为《金草地》，“删掉了原作的结构和情节；保留并在思想上坚持了原有的抒情和独白”，更体现了宗教意绪在张承志小说体式选择方面的主导作用。
能够显著体现张承志有意模糊文体边界、进行混合写作尝试的，是他写于80年代末的三篇诗体小说《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他把这三篇自己“非常喜爱”的小说称为“神示的诗篇”。在这三篇小说里，故事叙述、内心独白和场景描写交织在一起，大段的景物刻绘、简短的对话以及浓墨重彩的诗意抒情任意穿插，作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缕缕由乐音、色彩和激情组成的语词飘带。这三篇小说的宗教韵味是明显的，而它们的“形式”，也与渗透在作品中的神秘宗教氛围相契合，后者构成了作品的情绪基架。这三篇“诗体小说”的写作显然是作者“刻意”所为，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充当了张承志进入《心灵史》写作的前奏，较好地完成了《心灵史》文体的择取和过渡。
的确，从文体上来说，对《心灵史》难于进行任何普通意义的文学归类。作者的最初意图，是想通过这部作品记述哲合忍耶教派七代宗师悲壮殉教的事迹和这一教派的发展历程，但宗教本身的不可言说和作者内在的倾诉渴求之间发生了矛盾，导致作品在表达方式的选取上出现了困难。作者说，“我使自己的小说一次次改变形式，一直使它变成诗，又变成这本《心灵史》———我的可望只有一个：让自己写出的中文冲出方块字”。最终，《心灵史》成为一件“背叛了小说也背叛了诗歌，它同时舍弃了容易的编造和放纵。它又背叛了汉籍史料又背叛了阿文抄本，它同时离开了传统的厚重与神秘”的作品，它“不是小说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文学力量的掩护，它也不是历史学但比一切考据更扎实”。这种文体的含混和作品徘徊于显与隐之间的犹疑，显然阻滞了它里面“真义”的被理解和被接受。
无疑，《心灵史》对于张承志而言是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指他在此之后几乎中止了小说写作，转而全身心地投入“散文”创作，而且指他经由这部宣扬某种极端宗教信仰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中树立起了一面“清洁的精神”大旗。某种极端的宗教沉醉，在将《心灵史》的理性的史实陈述转化为末尾“天问”式的诗意倾诉和纵情宣泄的同时，又将张承志“信教不是卸下重负，而是向受难的追求”的勇气转化为在“万般浊世”中对“清洁的精神”的探求。他在《心灵史》之后连续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表明他的宗教意绪开始极度地升腾，他试图依凭宗教的高洁和纯真，来抵制日趋浓烈的社会和文学世俗化氛围。这显然是一种充满悲慨的文学抵抗。
四、结语
以上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三位受宗教影响极明显的作家进行分析，力求探讨的是：对于那些沉醉于宗教体验的中国现代作家而言，宗教如何作为一种必要的“元素”介入到他们的写作中，成为他们从事文学表达的基本“程式”，他们的宗教体验又如何浸漫到其作品中，构成了他们作品的浪漫意绪得以呈现的内在质地。必须指出，三位作家所显示的灵性、理念化和精神性这三个质点，事实上只是宗教浪漫主义特性的不同侧面，但体现了中国现代宗教书写浪漫表现的三个层次、三个阶段；它们在涉足宗教的中国现代作家及其作品里均有所表现，只不过在不同作家那里侧重点和程度不同而已。
透过这三位作家在作品里的宗教呈现，我们看到，中国现代作家因受到宗教文化观念的浸润而会显得卓然醒目和独异（当然一个作家的独异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显示出来）。他们在宗教神性（或神秘）力量的驱使下，难以抑制沉醉迷狂的体验，也难以掩饰某种超然飘逸的精神气质，其作品因受到这种体验和气质的感染而呈现别样的型构和质地。毫无疑问，他们的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一种浪漫主义新质，并以此在自身与其他写作（包括浪漫写作）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同时，他们的宗教书写又具有明显的理性特征，他们是一群理性的宗教浪漫主义者。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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