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素王神话中，孔子是个能知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人，是“天纵之圣”的天生圣人。因此，谶纬学与今文学中的孔子就具有感生、异表、符命、先知、制法等天降神圣的特征。所谓感生是指孔子受天命而生，具体说就是感黑帝之精而生。《论语·撰考谶》：“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礼记·檀弓》疏引）《春秋纬·演孔图》载：“孔子母征在游于大冢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后汉书·班固传》注引）孔子是天命所生，《白虎通·圣人》：“圣人皆有异表。”孔子也不例外，具有异于常人凡夫的异表，即怪异的相貌体态。《礼·含文嘉》：“孔子反宇，是谓尼丘，德泽所兴，藏元通流。”《春秋·演孔图》：“孔子长十围，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孝经·钩命决》：“仲尼斗唇，舌里七重。”“仲尼虎掌，”“仲尼龟脊，”“夫子辅喉骈齿。”最为奇特的是孔子胸上有显示天命的文字，《春秋纬·演孔图》：“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孔子是素王，有德而无位，但天不空降素王，天之所以降生素王是有特殊使命的，《孝经·钩命决》：“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即为汉之兴起作预言。《春秋纬》：“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丘水精，治法，为赤制方。”《孝经·援神契》：“玄丘制命，帝卯行。”孔子的天命意义在于为汉代立法，孔子的制法就是他作《春秋》和《孝经》。《孝经·钩命决》：“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春秋》鲁哀公十四年记载：“西狩获麟。”对此，汉儒将孔子与天命、麟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大加渲染，《公羊传》：“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尚书·中候》：“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当周。”《春秋纬·元命苞》：“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孔子作《春秋》为素王的说法在今文学及谶纬神学那里就泛滥成灾了，进而成为汉代人的普遍信念，就连古文学也认同了。《淮南子·主术》：“孔子……专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说苑·贵德》：“孔子历七十二君，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而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事后人。”汉儒之今文经学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汉代立法，这受到了宋儒的批驳，但在今文学家看来，孔子作《春秋》是为后王立法，故而皮锡瑞说：“欧阳修讥汉儒为狭陋云：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春秋》为后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谓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即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教，即谓《春秋》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谓《春秋》为清制法，亦无不可。”（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页。）

    仅仅虚构一个素王，对孔子而言还不足以体现虚构者们的崇拜敬仰之情，有王还需有臣来辅佐。于是，孔子的弟子就成了一班大臣，颜渊为司徒，子路为司空（《北堂书钞》卷52引《论语摘辅象》），左丘明为素臣。

    第二，师表神话

    孔子当年以绝大的勇气开办私学，以有教无类的开放心态，对送上束修的人都施以教育，培养各种人才。于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孔子周围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孔门弟子学团。这个弟子学团据说有三千余人，其中可称者有七十余人。孔子以文、行、忠、信四科设教，教育的内容分初级班的礼、乐、射、御、书、数和高级班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对于孔门的一般弟子，其所受学的内容多是初级班的及基本的做人处事规则。而对孔门高足，孔子的教学内容就有了“先王之道”或王道的理想要求。孔子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私塾教师，也是中国最伟大的教师之一。

    天地君亲师中的师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孔子的，孔子成了历代千百万学童入学时首先敬拜的对象。如果说孔子仅仅是学子们的敬拜对象，在以儒家学说为社会支配地位的时代，那是没有什么可令人惊奇的。因为从汉代开始，孔子儒学就占据了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对孔子思想及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为广大士子进入仕途的先备条件。令人惊奇的是孔子还是历代帝王的师表。

    孔子之道从大处说是无所不包，其中心点则在于先王的文武之道，即人们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孔子之道所包含的治平外王意义遂为历代帝王及儒者看好，并成为历代帝王们的取法标准。“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历代帝王纷纷发表言论，肯定孔子为师表，魏文帝说：“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唐睿宗说：“其道可遵，其仪不忒。删诗定礼，百王取则。”（《全唐文》卷十九睿宗《孔子赞》）孔子为“人伦之表，帝道之纲”。（《阙里文献考》卷38宋真宗《宣圣赞并序》）宋高宗说：“帝王之式，古今之师。”（《阙里文献考》卷38宋高宗《圣贤赞并序》）元武宗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王献《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明太祖说：“古之圣人，自羲、农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随时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虽不得其位，会前圣之道而通之，以垂教万世，为帝者师。”（《明史·儒林传三》）因此，王守仁认为：“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传习录下》）康熙也说：“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如许推崇倍至的舆论中，最具有权威性的定论来自帝王的封谥，隋文帝开皇七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唐高宗永徽年间曾经封孔子的“先师”，明世宗嘉靖九年封为“至圣先师”，清世祖顺治二年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又改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内悬有康熙御笔的“万世师表”。

    第三，人伦神话

    由于孔子学说的基点在于伦理，儒家伦理的重心则在君臣与父子，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一伦是父子一伦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自然推演，所谓的“家有孝子，国有忠臣”即是由孝而忠的正确表述。对此，我们可置而不论。孔儒伦理虽然是一个包含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政治的庞大理论体系，但是其理论基础却无疑是父子一伦。父子一伦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造端于夫妇的，即是说夫妇一伦在传统伦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齐家在儒家伦理中就成了治平的关键。孔子对伦理的提倡与阐发，使孔子赢得了人道之极的称誉，后人对此的称赞可谓汉牛充栋，例不胜举。总之，孔子是人伦的象征、伦道的极至、人道的楷模。

    也许是出于宣传或强化理论的需要，人们对孔子在伦理上的行为缺失却视而不见，甚至是有意地淡化，典型的例证就是对孔子休妻及孔家休妻的小传统的无视。《礼记·檀弓上》：“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孔子为何出妻，原因不详。后儒对此视而不见，也鲜有分析。

    孔子之后，孔子的儿子孔鲤又休妻，《礼记·檀弓上》：“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礼记·檀弓下》：“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

    孔鲤的儿子孔a 在对待家庭问题上，坚决地继承了乃祖乃父的出妻传统，继续休妻。《礼记·檀弓上》：“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a 则安能？为a 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a 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从“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的记载看，后来的孔家还有休妻者。孔子祖孙三代既然都出妻，因此，在孔林中，孔子祖孙三墓中就没有女性存在的痕迹。不过，中国人是不喜欢让人家的婚姻呈分裂状态的，更不喜欢大讲伦常的孔子是个婚姻失败者的身份形象。反正孔子死了，事情就由不得孔子作主了，孔子生前虽然休妻，其妻还是死后归魂于孔家，于是孔庙中就有了祭祀孔子妻并官氏的寝殿。（人们一般认为孔子之妻姓亓官氏，但据学者考证，亓官氏当为并官氏。见骆承烈：《孔子夫人姓氏考辨》，《齐鲁学刊》1996年第1期。）对孔子的人伦神话，千百年来人们称颂不已，&127;一直强化并神化着孔子人伦说教的意义。

    第四，传道神话

    在礼乐崩坏的时代，孔子以继承“先王之道”、文武之道自期，接先王之道业。道具体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王道政治。对孔子之道，子贡就针对卫公孙朝问仲尼焉学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因此，《论语》的最后一篇就以“尧曰”为名，至孟子更在《孟子》的最后构建了从尧以来每五百年就有一个圣王的道统传绪。《荀子》一书的最后一篇也名《尧问》。孟、荀都承认孔子在传文武之道过程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孔、孟、荀三人都有承接尧舜以来王道的信心与决心，更有继承并光大王道的自期。当然了，此时的道统还是潜在的。

    也许是由于受禅宗传道统绪的影响，后世儒者也就构筑并强化儒家的道统观念，构筑者均以孔子为传古圣王之道的关键，并纷纷以自居于道统系列为荣。首先是韩愈对儒家道统进行排列并自居于道统之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随后宋儒接二连三地排列道统，并把韩愈排出道统之列，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谓程灏接道统：“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朱熹认可了二程在道统中的位置，《大学章句集注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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