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 |
 |
时间：2009-8-8 16:52:00 来源：不详
|
|
|
非叙事性话语，形成叙一议一体的特 异结构，同时还渗入史料记载、报刊消息、电影分镜头剧本、备忘录、日记、口述实录 等多种文体因素，在造成对情节连贯性的主观性间隔、以强调叙述者权威的同时，营造 出一个“全息之眼”，使受众不仅从叙述者的叙述，也从其引述的多种非情节性资讯、 构建的各种非叙事性话语(在此主要指以评述、议论为主的文字)中，全方位地理解事件 的表层与深层因素。全景式结构文本于80年代初中期较早出现于杨匡满和郭宝臣合作的 对1976年“四•五运动”作出描述的《命运》。随后，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钱钢 《唐山大地震》、《海葬》等接踵而来。90年代又出现麦天枢、王先明所著《昨天——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邓贤《中国知青梦》，以及张建伟《温故戊戌年》、《大清王朝 的最后变革》等晚清系列报告和李鸣生《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等航空航天系 列。
与线型结构涨落曲线相反的非线型结构，到80年代达至顶峰。这样一种与非时序叙述 时间相匹配的结构，体现于诸多被人称之为“集合式”的报告文学文本之中。而此种文 本又大多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展示与关注。在此，具有空间意义上的“问题”、“ 焦点”、“热点”等字符，取代了事件、人物等具时间意义的因素。这使得这一时期风 行的非线型结构变成一种酷似三段论式的提出问题(中心论点)→分析问题(以事例作证 据)→解决问题(结论)的论文结构。它的一般程式由三大板块组合而成——开篇：提出 总观点或概括一类问题的总体现象；中间：以叙述事例或统计数字作证明(多为各种现 象或人物心态的组合)；结尾：叙述者的议论，此常常是对所叙内容发表的有一定理论 反思色彩的话语。孟晓云曾于1986年发表过报告文学《多思的年华》。这一文本并未沿 用传统的线型结构来描述事件或刻画人物，而是在极富浪漫色彩的正标题下，嵌入“中 学生心理学”这样一个学科性颇强的副题，其用意正在于运用非线型的三段论式论文的 结构，来概括、说明某个社会问题。它的开篇即提出问题、亮出观点：“五千万中学生 是一个最色彩斑斓、最生气勃勃的世界。他们不仅需要教育，需要爱，也需要理解。” (注：孟晓云：《多思的年华》，《十月》1986年第5期。)
接着，叙述者便分别在“哦，老师”、“哦，爸爸妈妈”、“哦，我们”、“早恋” 等四章中以近十个个案(人物或事例)的组合分别表达三个分论点：第一，中学生对现行 教育的逆反心理，教育者应倾听被教育者的呼声；第二，父母与子女间因代沟而产生认 识及情感上的偏差；第三，正确对待中学生早恋，及时进行爱的教育。最后，在对个案 生动描述的基础上，借助一位女教育家的讲话，道出全文的结论。类似上述《多思的年 华》这种结构的文本，在80年代比比皆是，以至于在破除了线型结构一统天下的霸权之 后，它们又陷入了新的趋于呆板的模式化之中。尽管一些论者将之贬为“学术论文”或 “调查报告”，但此种结构的新意仍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理性思考大于感性的描摹，抽 象的概括力胜过具象的个体事物的罗列，宏观观照的视野超越于微观与局部的写真。它 既保持着线型结构叙事时的生动性与客观性，并以此来突显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又具 有较强的主体性，以此来展示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意识。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由早期对小说等虚构性文体结构形式的简单模仿，发展到以 显示叙述者主体性为主脉的全景式结构和非线型结构，正是其不断挣脱作为别种文体附 庸，争取自身独立的鲜明表征。希冀以叙述的主体性来强化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之一的文 化批判性，力求以文体的倾向性与虚构性文体的客观描述相区别，以此来显示文体的个 性，这样的方式无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20世纪末兴盛的报告文学非线型结构——尽 管它有着许多新意，但它在力避一种倾向——诸如小说化的同时，又陷入了诸如论文式 的困惑之中。这似乎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何认识与解决这一问题，尚需报告文学的 创作者和批评者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并获得新知。
三、叙述者类型与非叙事性话语
叙述者，从叙述学角度来看，即是指叙事文中的声音、讲话者或曰陈述主体。比之小 说复杂的叙述者建构，报告文学则显出相对的单纯——它的叙述者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作 者本人来担当。这正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本的内在本质。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本叙述者类型进行考察时，就不难发现，如果从叙述 者对所述故事的态度上作一个划分的话，其类型主要表现为干预叙述者，而非客观叙述 者——一个较少或极少在文本中表达自我主观判断的叙述者。前者的内涵在于在客观陈 述事件或人物时，还兼具评议与解释功能，即加入了诸多形式的非叙事性话语。其目的 主要是为显示其主体意识，此不仅在全知视角、也在第一人称(限于叙述者)限制视角中 体现出来。赵瑜的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以“马家军兵变”事件为契机，对马俊 仁及其领导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作出全方位的深入报告。其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 即作者本人)限制视角切入，在叙述事件及人物之时，渗入了大量的评议与解释，是比 较典型的干预型叙述者。譬如文本中在描述了叙述者对邱立斗先生的采访情景后有这样 一段文字：“他不再陪我等待，而我非常理解他，他自有他先走一步的道理。从十几天 的外围采访中我已经感到，马俊仁的同行们虽然没有直接讲老马的不是，但是与老马的 关系都有点儿别别扭扭，至少不那么融洽正常。……我想，是不是马俊仁在成功以后， 不经意间竟伤害过这些老黄牛一般勤奋的人呢?而这些人把一颗颗茁壮成长着的好苗子 拱手交给马俊仁之后，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什么。那一群群坚强的男人们的内心亦有 脆弱的一面，倘若马俊仁果真轻视乃至忘却了这批人，这批人就会记恨他无疑。中国社 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很深奥又很简单。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注：赵瑜：《马 家军调查》，《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
上述这段文字无疑是叙述者对人物行为的解释，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极具文化意味 的深思。这体现出叙述者对所述事件及人物的“干预”，它最终突显的是带有强烈主体 意识观照的叙述者对所述内容的个性化思考。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干预叙述者的讲述 功能比呈现功能更为重要。
当然，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者类型的考察，除却上述视角外，还可从叙述者与 所叙故事的关系上把握。这即是说此时域报告文学的叙述者类型多表现为异叙述者，即 独立于故事之外而讲述别人的故事的人。少数的情形体现为同叙述者(即由故事中的人 物来讲述)，此例常见于口述实录体或日记体的报告文学文本中。需要说明的是，许多 报告文学文本在以异叙述者为主的同时，还加入了同叙述者的成分，此在80年代全景式 或集合式文本中尤其多见。譬如《唐山大地震》，其文本以异叙述者，即由作者本人追 叙、描摹和评述为主。但在“唐山—广岛”和“渴生者”等章节中，异叙述者则转换成 口述实录(文本中的人物)式的同叙述者。这种变化我们可称之为叙述者类型的转换。这 种转换与叙述视角的转换一样，使得叙述空间得以扩展，一维向度变幻成多维向度，最 终使异叙述者的权威、客观性与同叙述者的个人、主观性得以融合，显示出报告文学叙 述者类型在晚近20年里的新变。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使干预叙述者这一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主要叙述者类型得以 突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非叙事性话语的渗入。一般而言，作为一种与叙事话语 、人物话语相并立的话语形式，非叙事性话语(这主要指叙述者在陈述故事的过程中， 对其进行的评述与解释)在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中也有存在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相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显得狭小些。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文本中，一方面，通常存在着 侧重于事件、人物或某些问题的叙述与表达的叙事性话语，它规范着文本的叙事性；另 一方面，还大量留存有显示叙述者主观意识与情感的非叙事性话语，它在相当层面上为 报告文学有别于其它叙事文本投注了富于特征性的内容。它大抵与我们过去所言的报告 文学的“政论性”语义相近，但显然它的涵盖面要广泛得多——除却政治性、时事性评 论之外，还应该有叙述者对文本所述事件、问题及人物的主观评价与理解。从此意义上 说，非叙事性话语也是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包括文化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的特殊传 达方式。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的文化批判性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非叙事性话语的设置 。与小说等虚构的叙事文本中叙事性话语占绝对优势的情形相比，报告文学文本中的非 叙事性话语往往控制着叙述者的叙事。
从功能上看，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本的非叙事性话语主要表现为抒发、揭示、解析 和衔接等四个方面。
抒发，即是在文本中明确表述叙述者对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的情感倾向，以达到对 受众的感化与情绪控制作用。它的特征即是带有强烈的情感性。麦天枢与王先明合作的 长篇报告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在陈述五口开埠通商后不断发生的当地民 众与“夷人”纠纷与冲突的事实时，即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英国舰队可以在不满三年 的时间里，使北京的政权臣服，而英国人在天朝民众依然如昨的巨大心理和伦理对抗面 前，绝难表现得得心应手。王朝可以在瞬间屈膝，文化和文明不可能轻易低下它高贵倔 强的头颅。那是武力不能征服的难以清晰捉摸的巨大对象物。不论远来的夷人还是土生 土长的历史解说者，在日后更为长久的时间里对此也将无以确解或者半知半解。这正是 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的实质所在，这更是一个真正富有个性的文明的生命力所在。”( 注：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 458—459页。)在这里，叙述者由具体的冲突行为而感慨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隔阂，并 以强烈的情感对民族生存之伟力予以赞颂。
“揭示”的功能往往表现出叙述者对人生、社会的探讨与看法，它的重点在超越文本 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的一般层面，对人类生存本质进行哲学的、伦理的和道德的深入 思考，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还可以显示叙述者对人生意义的发现，肯定或否定一 些社会现象，以求得对读者理性思维的引领。《没有家园的灵魂》的叙述者在完成采访 、走出看守所高高的门楼时，不禁涌出诸多的感慨：“贪官倒下了，倒下的都是为了金 钱。因为金钱能给某些人以逃避人生不道德的快感；能给一部分人以实现人生梦想的机 遇；能使一部分人消除恐惧，以获得人生的安全感。可是，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封闭了 人生的理智。使人生常常忽视了一个铁的现实：不干净的金钱，恰恰是最不安全的。所 以，我希望人们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能给你最大安全感的，使你安然入睡的‘枕头 ’。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财富。”(注：杨黎光：《没有家园的灵魂》，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1997年，第318页。)
以上这样的非叙事性话语，没有拘泥于具体人、事或问题的阐释，而是对其进行了超 越，与“抒发”相比，其叙述的语气、用词更富理论性，也并不显得那么“煽情”。
如果说“抒发”和“揭示”多少需要超越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本身的话，“解析” 则主要围绕这些内容进行，它的功能在于对叙事作某种阐释或介绍，以使读者对事件的 始末、问题的重点和人物的特征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因此，它更类似一种细致的分析。 这里有对事件的解析，如《唐山大地震》在追叙地震现场惨景时写道：“这无疑是人类 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无辜的死难者，几乎都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被突如其来地推向 死亡的。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在一刹那间。”(注：钱钢：《唐山大地震》，《解 放军文艺》1986年第3期。)这里有对人物的解析，如《歌德巴赫猜想》中叙述者对陈景 润这一人物的解析即是如此。这里还有对某种现象、状态或问题的解析，譬如《昨天》 中对“跪”所体现的封建秩序等内涵的评议：“跪是对权威的认可。一旦跪着的人不愿 再跪或者试图改变跪的方向，这金字塔便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