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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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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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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呈现出相对缓和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如韩少功、贾平凹等人：还有一些作家在 尼采的酒神精神以及西方的生命哲学的熏染下展示出审美现代性的另一侧面，如莫言、 张炜等。余华在创作《活着》及《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时以审美的眼光来观照世界与 人生的苦难，显示的也是一种回到道禅根基上的审美精神。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人在现代化的困境中为自己寻找的一条出路，北村小说质疑了这种 出路的可能性。北村曾创作了一系列以艺术家为主角的小说，如《孔成的生活》，《消 灭》、《水土不服》、《还乡》、《最后的艺术家》等。诗人孔成、康生、宋代、海娃 、谢安、小说家程天麻、音乐家杜林、画家柴进等人都试图“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 上，并以艺术来建筑生存意义。程天麻曾说：“人总要信一点什么，我就信文学，文学 就是我的宗教。”(注：北村：《周渔的火车》，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但是这些诗人、艺术家最后无不在意义崩溃中死亡或发疯。北村曾说：“诗寻找的是美 和安息，也许诗人已经找到了美，但他们没有找到安息，我可以从无数作家自杀中找到 证据，来说明这一种失败。”(注：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见《当代作家评论》 ，1995年第4期。)艺术能提供美，但不能提供安息，那么所谓的艺术具有宗教式的解救 功能就是虚妄。北村又是如何展示这种虚妄并质疑审美现代性的呢?
北村小说首先展示了一批艺术乌托邦中的艺术家，如《孔成的生活》中的孔成、《水 土不服》中的诗人康生、《还乡》中的诗人海娃等。诗歌艺术是他们与世俗对抗的最后 堡垒。孔成在杜村离群索居，沉湎于《无法建筑的国》的意境中。海娃寄居于一所乡村 中学，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一心只想写最好的诗歌。但是他们的艺术与生活是彻底分 离的。艺术是高洁的、属灵的，生活却是卑俗的、沉坠的。这种分裂对他们来说尤其致 命。他们无法以艺术把生活诗意化，那么艺术进入越高的境界，分裂就越明显。当艺术 使他们与生活分裂时，他们也与真理分裂了。没有生活，没有爱，哪会有真理呢?艺术 创造出来的困境出现了：康生因无法忍受生活而自杀，孔成、海娃因艺术失去生活之根 无以为继而失踪。
那么试图把艺术引入生活使生活艺术化会怎样呢?北村在《最后的艺术家》中展示了后 现代艺术的困境。崎下村是个后现代艺术家聚居的地方。在这里，画家柴进与一只猪为 友，画画就让猪尾巴蘸上颜料在面布上乱涂。诗人谢安写诗就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按 照一定的顺序找到相应的字，组成一首莫名其妙的诗。音乐家杜林以拉琴背敲琴弓为音 乐。他们所谓的艺术名义上是表达世界的荒谬反抗世界的堕落让艺术与生活相联系，实 际上他们只不过以他们的作为强化了世界的无意义状况。有论者指出：“上帝的超验世 界消失以后，便剩下有限生命的绝对性，此在被推到首位。既惟有生命欠然本身值得肯 定，在审美的光照下，生命欠然及其连带的邪恶、纵情、浑浊都得到肯定。再也没有神 性的眼光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邪恶和无耻理直气壮徜徉于世。——这样 一来，问题就滞留在审美的水平上——丑就是美，即便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人的审美中 发出诱人的光芒。”(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5页。)后现代艺术家进入的恰 恰就是这种困境。当杜林等人把大便等当作艺术品拿出来展览时，审美现代性的神话就 已经按照自身的逻辑走到了尽头。乌托邦型艺术的致命欠缺是与生活分裂乃至与生活为 敌，后现代艺术则以艺术的名义制造着混乱与无意义。这反映了审美现代性在失去神圣 的规约时的尴尬处境。
北村小说对审美现代性的质疑最根本的还是指出审美现代性无法给人的生存确立价值 根基。审美现代性试图从感性上确立世界的根基，但是感性的多元性使得这种根基必然 是不可通约的；而在一个不可通约的价值根基上，价值世界又如何可能?《最后的艺术 家》中那些艺术家之间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世界，他们的价值标准是感觉上的新奇、怪 异、多变等；因此当杜林回家承担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时，他必然要受到艺术家的嘲 笑。伦理道德被审美感性视为无价值而遭到抛弃。审美现代性试图把当下感性确立为价 值根基时，就只可能使世界和个体的意义永远漂泊无着。北村指出：“事实上美是从来 不对真和善负责，更不对艺术家本人的生命负责任，反而它像一根绞索或一条水蛇，使 艺术家沦落在体验中，这种体验以自我为起点和终点，以黑暗为灯，以颓废为特征，吸 空了人血液之后，留下了千篇一律的结局：发疯或自杀。”(注：北村：《活着与写作 》，见《大家》，1995年第1期。)当然，北村在这里针对的是审美现代性意义上的美。 面对这样的质疑，尼采是否还能从容地说：“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 的理由?”(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5页。)
三、确立超越精神
北村小说如此彻底地质疑实用理性文化与审美现代性，几乎已经走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文化的边缘了。这时必须有崭新的维度出现人才有可能，那就是超越精神。中 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都固执于人性的足乎已而无待乎外，在一重世界中营构着人的 生存之域。但是“真实的超越须以超自然、超历史的神性形态为前提，以自然或历史之 外的神性国度为依据，以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为他域才有可能。”(注：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第109页。)而实用理性与审美现代性文化恰恰拒斥神性形态的介入 ，它们要么试图在现世的社会伦理中，要么试图在感性审美中建构人自足的世界。超越 精神却是建筑在对现世与人性的有限性的尖锐认识之上的以神圣存在为旨归的精神。现 世与本然人性的欠缺乃是超越精神的逻辑起点。人的价值根基绝不能设定于欠缺的现世 与本然人性之上，否则价值虚无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神圣存在建构的世界完全超越于 现世；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反抗着既存的事实性，向神圣存在展示的可能性生成 。这种超越精神绝不断然舍弃现世与本然人性，它只不过把人救度到神圣世界，使他有 可能承负现世恶与生命之苦，但依然保持坚定的价值关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要 么被等级森严的社会伦理世界拒斥，要么被大而化之的自然与超脱于世的空无拒斥；至 于现代转型中的中国文化，超越精神则被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双双拒斥。
中国古典文学与超越精神的关系向来极为薄弱。五四以来，鲁迅、曹禺、穆旦等少数 作家恢复了对宇宙和人性神秘的直感，从而使中国文学重新展示出超越之维。新时期以 来，作家们在精神领域内勇于探索，但确立超越精神仍极为艰难。有的重新被传统的道 德狂热所羁绊而失去人类感，如张承志；有的被传统超脱情怀所拘囚，如余华；只有在 史铁生、残雪等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展示出人的可能世界与可能生活，从而禀有一种弥足 珍贵的超越精神。
在确立超越精神的艰难之行中，北村小说首先展示了人性深处无发挥去的罪性。这种 罪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人的自居为义。超尘、玛卓、刘仁、周渔、孔成、康生等人都是一 些具有精神洁癖的人，他们总是认为与生俱来的东西才是最本真最纯洁的，这种对本然 人性的确信就是典型的自居为义，其直接结果就是妄自尊大。他们轻易地把外界一切判 为世俗而没有价值的，似乎只有他们才持守着真理。他们的人生在护持与抗拒中自我封 闭、向内坍缩。最后的结果就是复归婴儿式的赤子心理；人生被视为丧失的过程，他们 不愿长大，最终只能是人性的彻底沦落。罪性之二就是对现世有限的存在者的偶像崇拜 。刘浪、马大之于金钱，周渔、陈清之于爱情，孔成、海娃之于诗歌等都是偶像崇拜的 例子。他们在罪性的纠缠中无法展开人生，把人生建构于不断向上的超越之中。
这种深渊处境被北村称为“人的尽头”：“意义一旦有了危机，一个人将面临不知所 措的局面。所有人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真正的恐惧就产生了，他有了一个旷野的地 位，并且试图呼告，但即使走到人类的尽头，也只还有人类的气味，这巨大的尴尬击溃 了人最后的自信。”(注：北村：《施洗的河》，第255页。)刘浪在绝境中像约伯一样 自诅其生辰。孙权在监狱中与死亡劈面相迎，也陷入了这样的绝境。更为凄厉的是康生 ，他第一次跳楼自杀未遂，第二次竟然先在地上放上碎酒瓶，再呼啸而下，直扑死亡。 在人的尽头这种深渊处境中，任何属人的安慰都无济于事。无底的深渊呼唤着无限的存 在。假如没有神圣存在出现，人就只能铤而走险；假如神圣存在出现，人能倾空自己， 接纳它，人才会有救。克尔凯郭尔曾说：“信仰活动的造成靠的是荒诞。”北村小说有 一部分主人公终于在荒诞极境中奔向对神圣存在的信仰。北村认为这是“人的尽头，神 的起头”。
舍勒曾指出：“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乃在于其尽一切可能仿如上帝爱事物般地爱事 物，并且在爱的行动中体悟神与人的行动正好交汇在价值世界的同一点上。”北村小说 最后确立的就是这种最高境界，即超越性的爱的境界。刘浪在获得信仰后首先竭力去救 助他原来的仇敌马大，孙权皈依基督后恒切地为他的情敌马志祷告，张生在感领了神圣 的光照后拨通了给小柳的电话。在此，爱彻底摆脱了人的本然性情的冲击而巍然屹立在 超越性的神圣根基之上了。在这新的根基上，他们的世俗生活才有可能蜕掉腐朽的素质 ，重新复活，欣欣向荣。北村的《东张的心情》还展示了超越性的爱在历史之恶中存活 的奇迹。
超越精神的确立是北村小说的最终意图，它的表达就是真正的信仰。“信仰就是毫无 所惧地持有对生活的信赖感，就是在挚爱与希望受到现实的否定时仍然持重挚爱与希望 。它使人禀得一种超越性的心智力和感情素质，使人超逾存在的限定与伤害，进入神圣 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又使人积极地、挚情地参与生活的更新，因为信仰也是对那种 面临苦难、贫乏、痛苦、自弃而无动于衷的自由感的否定。”(注：刘小枫：《走向十 字架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3页。)至此，人能承负起现世之恶与生命 之苦，并毅然地在新的根基上建立他的生活，爱情、艺术也自然可以根深叶茂、春华秋 实了。这里没有任何厌世主义的踪影。厌世主义者往往是在自己无能获得价值时转而诋 毁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者，他们的症结乃是自我中心主义以及看不到价值的超越性根基 。北村的小说主体虽说是展示世俗的堕落场面，但是它们并不是对世俗本身的否定，而 只不过指出，假如没有神圣根基，任何现世的价值，如爱情、艺术等均无法确立。厌世 主义是在虚无中堕落，而北村小说乃是在苦难中追寻。
四、北村的意义与局限
如果把北村小说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背景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存在是极为独 特的，与整体背景具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态势。那么《施洗的河》这些作品相对于中国既 存的文学来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北村在《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一文中，谈到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处于无神的传 统，终极关怀常常下降为道德关怀，“对民族存亡危机的思考代替人类关怀成为最高的 精神事务，生命体验成了道德感和民族情感的体验。”(注：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 的写作》，见《钟山》，1995年第6期。)的确，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发展了实用理性文化 ，渐渐丧失了对人类与宇宙、自然、世界分裂与对立以及人性的矛盾的尖锐感受。中国 文人常常把自己感到的所有社会矛盾都归入帝王的政治治理，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灾难 和不幸都归罪于个别人的道德品质，他们大都丧失了一个永恒的人类目标。这种文化精 神落实到中国文学中就是少有具有超越性的人类感的作品。而北村小说却直接深入到人 的存在深渊与边缘处探索人的生存可能性。别尔嘉耶夫认为：“真正的悲剧是，人在其 中向上帝呼救，从深处向上帝求告，而不是这样的悲剧，人在其中向社会呼救。”(注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命运》，第210页。)北村小说展示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悲剧。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北村小说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终极关怀之维。
就当前文学而言，北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作家。南帆曾认为：“重要的作家往往在他 们的时代更为显目。这些作家未必拥有大师的精湛和成熟，他们的意义首先体现为—— 劈面与这个时代一批最为重要的问题相遇。他们的作品常常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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