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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发展及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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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26 10:54: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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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为访查各处土产，采风问俗，以便日后通商之举”。据载，光绪年间四川已是“教堂林立，处处有司铎。住居既久，人地自熟”。到1909年，四川省共有外国传教士514人，天主教徒141135人，耶酥教徒36823人，总计177958人。按四川在清末总人口4414万计算，教徒占总人口的0.4%，虽不能与佛道两教相比，但其实力已经颇足可观。成都有“福音、天主两教共3979人”，教民数量比“道教266人；释教男僧486人，女僧111人；回教2954人”总和还多162人，以当时成都人口30万计，占总人口比例的1.32%。此时洋教已经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其教民在政治活动中影响巨大。“教民有词讼，书差不敢需索，有司转畏之，不敢直斥其无理，民是以甘入教，而仇仇相寻也。”比较“川省民素畏官，尤畏书吏差役”的传统，可知洋教教民在成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光绪十六年（1891AD）中英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使得成都门户洞开。在成都繁华地段出现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使领馆，法国领事府位于盐道街，英领事府位于北门张家巷，德领事府位于金马街。使领馆在成都劝业场周围的出现，使西方人可以便利地举行各种聚会，为西方饮食文化向成都中上社会传播提供了窗口。西餐馆集中于成都劝业场附近，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一家春、第一楼、楼外楼、可园、金谷园等西餐馆，其位置都在劝业场或其附近，地处成都繁华要道，位置相对集中，“鼓楼街之店多住西商”，尤其靠近盐道街的法国领事府，为西方人活动的中心。到了清末，西方文化已经在成都占有了一席之地，有“福音堂三，天主堂四，医馆四，领事行馆三，学堂七，讲堂二，主教一人，领事三人，司铎四人，牧师三人，医官二人”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
伴随西方人以群体形式在成都的出现，大大增大了西方人与成都人接触的频率。毫无疑问，在这些接触中，生活在成都中上层的官员和乡绅是首当其冲的一群人，因为只有这个群体才有机会参加西方人举办的各种宴请活动。据傅崇矩《成都通览》对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至三十四年十月记录的外交，统计列表（见表1）。
从表1可知，官员与西方人每月少则3次，多达28次的迎来送往，必照西方习惯安排宴席，使西方饮食文化在这些官员中传播开来。另外，因宗教事业在成都乃至四川的迅速发展，教案频繁发生。为防止教案威胁西方人的安全，所有西方人“往来均由地方官派人护送，按县交替”。如此的“按县交替”，结合“结与国之欢心”的朝廷训令，各地对西方人的迎送一定会以“客人”的习惯进餐。这样，西方人在各地的宗教、商业、军事等活动，都成为西方饮食文化向中国社会渗透的工具和手段；分布于各地的教堂、学校和医院，则成为西方饮食文化向中国社会传播的据点。另外，与西方人接触的官员、士绅出于显示地位的需要，纷纷以洋派为风尚。时人记载当时成都官员们“闹洋派，吃潮烟。提小轿，用大餐（即西餐）”；“吃番酒，带洋元”，表明清末成都官场进食西餐已蔚然成风。
成都社会中的官员将开洋荤，吃大餐作为时尚，使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中上社会有了稳定的基础。旧时成都士绅具“谨慎以至胆小，怕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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