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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发展及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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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26 10:54: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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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而不畏法”，“好结交官场，终被官场欺利”，“绅士好学官制”的特点，使成都绅、商群体紧随官员之后，以追逐西餐为时尚行为。这些士绅“以出入衙门公局为荣”，“以与官场同财为恃力”为乐。凡有宴请应酬活动，无不以至大餐馆为荣。借追逐西餐的时尚风气，成都的官、商和绅由此构成成都西餐馆的消费主体。在官、绅和商群体的追捧下，至宣统年间，成都已经有了多家西餐馆，据《成都城坊古迹考•饮食业》载：“至于西餐馆，清宣统时有商业场之一家春、第一楼、楼外楼、可园、金谷园等家”。另据四川劝业道在1908年3月至4月举办第三次商业劝工会期间销售统计，西餐销售收入为9230.8两白银，茶社为9210.2两白银，中餐为15557.6两白银，零星食店为8027.5两白银。会议期间，西餐销售收入比茶社还高，也超过了零星食店的销售，反映此时成都的西餐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在清末成都戏园中，人们可以方便购买千层蛋糕、卷筒蛋糕、莲蓬蛋糕、松仁酥饼、牛奶酥饼、葡萄酥饼、柳叶酥饼、樱桃酥饼和杏仁酥饼等西餐点心的记载，清楚表明在清末宣统年间西餐已进入成都人日常生活的历史事实。西餐在重庆开埠后短时间进入成都社会生活，也可从戏园销售的食品上得到证明。“光绪三十二年吴碧澄创立于会府北街之可园，成都人故好观剧，故官许之，入览者甚多”，“园中饮食尚便，大餐、中餐、点心、茶水均有售者”。由此可知，当时的戏园已经有西餐（大餐）在销售了。 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对成都饮食的影响
（一）局限于社会的中上层人群
自然地理环境往往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决定着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宽裕的时间和稳定的物质保证，使传统社会的成都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到茶社、戏院、餐馆去享受生活。优越的生存条件导致清中期后成都享乐之风盛行，形成成都人嗜食的特性。成都“而城内之人穿着则不然，往往家无升斗之储，而衣服必丝绸，饮食必酒肉者，外人观之，一似家资素丰者。然其实所有家资，除一身衣服外，并无长物也。谚云，只重衣冠不重人。世道如斯，不能以为怪也”。对于成都人的嗜食，据《成都通览》记载，宣统年间成都“包菜馆”仅碟子“有十六碟者，有用十五碟者，有用九碟者，有用四大镶盘中用醉虾四角摆水果者，有十三碟而用四碟为热菜者，有用碟后即用四小汤碗者”。各种菜名和吃法则更多，仅“成都席面常用之菜”中的海味品种鱼翅、海参等就达到56种。一般菜馆“成都之炒菜馆亦有兼卖饭者，饭馆亦有炒菜者。炒菜馆菜蔬方便，咄嗟可办，肉品齐备，酒亦现成。饭馆可任人自备菜蔬交灶上代炒，每菜一锅给火钱八文，相料钱八文。”描写成都饮食的竹枝词，如吴好山有“鲜鱼数尾喜无穷，分付烹煎仔细烘。九眼桥头凉意足，邀朋畅饮一楼风”；冯家吉有“茶圆酒馆好排场，裙履翩翩尽降光。雅座藏春花不断，美人名士此留芳”。这些记载无不透露出成都人嗜食的习性。
在清末，当西餐这种完全迥异的异域饮食文化传入成都时，与成都市民嗜食的天性和盛行的享乐之风相遇，自然找到了快速生长的沃土。但由于西餐昂贵的价格，西方饮食在成都的流行，仅限于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笔者据《成都通览》记载西餐价格统计，清末西餐馆的布丁七种均价八角五七，蛋糕十一种均价七角二九，激凌三种均价五角，西饼六种均价六角五，加力（咖喱）鸭子二角五，加力鸡块二角，金钱海参汤五角，如意鱼二角五，香炸鱼二角。另记载当时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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