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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意中人、爱上贺生。当美容被毁,贺生则认为“人之相爱原不在貌之美丑,爱贵相知,在心灵之爱”。蒲松龄写的花妖狐媚,他们大多有人的平等意识、有人间才华,他们不以金钱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有识人慧眼。如红玉、席方平等,蒲松龄不把他们当成鬼怪,而写其为人的美好一面,反而更可亲近。作为一位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明末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人的个性解放的人本思潮处于压抑状态,蒲松龄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人的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废除。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来衡量,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依然会对小说产生影响。比如,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给人以太多的幽凄色彩。作为一个情感丰富、想象力出众的真正的文学家,当他在完全幻想的境界中描写狐鬼形象时,却又写出了人的真善美本性和本属于人类的许多美好的向往。这种描写本身,显然是蒲松龄对人的自然情感关注的一种自然流露。
第三,蒲松龄拥有坚执的人学精神。蒲松龄文学寄情志于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即源于一种对人学精神的坚执信念,这实际上饱含了蒲松龄匡济天下的决心和理想。当科举不利,理想陷入困惑或绝望中时,个体价值的实现也变得虚无缥缈,蒲松龄遂从“雅爱”入手,愿绾结鬼狐为友伴,带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又不乏现实主义因素,在想象丰富奇特、故事变化莫测、境界神异迷人的风格中,透示出植根人的社会生活、既真实又可亲的现实特色。透过想象性描写,蒲松龄实现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及对人本精神的坚持。固守良知,以清醒与同情关注人生、回答社会的提问是困窘的蒲松龄通过对鬼狐形象的想象性描绘留给我们的人学启迪。
三、人学路向的特征
人的理性精神。《聊斋志异》的讽刺性喜剧,突破了传统喜剧仅将矛头对准人的恶德败行和荒谬的人生哲学的局限,具有新颖的审美视角和更广更深的审美视野,开始体现出近代人的理性精神。蒲松龄对于理想人生的看法,具有近代人本色彩,与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社会责任而忽视人对幸福的追求的封建价值观大相径庭。歌颂性喜剧也突破了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传统,而以讴歌人们追求幸福、享受幸福生活为核心内容。较之西方文学,我国古代文学缺乏肯定人与命运抗争、摆脱现实的压迫以追求幸福的精神。这种情形到封建社会末期蒲松龄时代才有所改观。蒲松龄讴歌人们向外追求,通过创造、进取、斗争获得幸福的作品,已占据了主流地位,且内容新颖奇特。如果说《儒林外史》的讽刺成就来源于吴敬梓超人的胆识,看透了被人们追求的科举文化的不合理,又从微观角度解剖被它们铸就的人性,那么蒲松龄就是吴敬梓的前驱。他的思想与吴敬梓一样深邃,也同时从宏观、微观角度审视人的生活,对那个时代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人的灵魂的丑陋进行了一次大巡礼。他的讽刺喜剧,已开始负载起更广泛深沉的历史的、现实的人生内容,有了更深刻的人学文化意蕴。很显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无论是讽刺性喜剧还是歌颂性喜剧都在向我们张扬着人的理性精神。
主体人格。就发展趋势而言,蒲松龄的文学在明清崛起带有时代性,已贴近近代审美意识。“人”是近代审美思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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