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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说,这个“人”首先是抽象的个性主体的代表,有着独立自尊的个性和七情六欲的情感世界。如果说西方近代意识是将目光从上帝反观到人体,那么明清之际蒲松龄的审美观中对世人、常人、普通人的关注和表现,同样是一种对“人”的重视。他的小说里,有穷愁潦倒的书生,有常年在外的商人,也有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当然,他的小说里还有各色各样的女子形象,有的高尚、有的乖巧、有的开朗、有的卑鄙。蒲松龄对这些普通人形象用心描绘,无一不表达出他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主体情感的由衷热爱。我们说,西方人的思想里是以真实的人对抗上帝;在中国则以真实的人对抗权势。还给人真实的、自然的思想和情感,是一切人性解放的先声。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里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情怀。他通过神仙鬼怪对人世生活的向往,通过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真实的人性和直率的情感,达到了不是人更似人,在主体人格的描绘上达到了人性完全鲜活的程度。在蒲松龄那里,死亡过程不再意味着生命的完结,而是一种象征。这种象征,或许是摆脱现实羁绊、实现人生理想的必经之路,或许是人性的净化和升华,类似于某些民族风俗中的成年礼。蒲松龄小说中描绘的许多鬼魂形象,甚至比现实中的人具有更高的生命价值和独立自尊。而人学意识既是近代审美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文学家在表现真实的人性、赞美主体人格时的一种自觉选择。 人与自然。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乡村,自然而然,他对大自然繁衍生息的各种动植物都十分熟悉。这样的生活经历,就使他能够相对地超越出当时封建文人比较普遍的生活视野,在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又将注意力投射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蒲松龄眼里,天地间万物都有其自然的生产规律及天赋灵性,而人所谓的种种超凡之处,只不过是人凭借客观规律和天赐灵性在事物面前的合理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人产生的某些思想和举动,反而要依赖自然界的帮助和指引。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虐人与虐物同样是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所以,蒲松龄在他的小说里倾注了那么多情感来描绘那些极具灵性的花妖狐魅,而且这些自然万物与人是平等的。在这里,蒲松龄与传统观念中评判事物真假优劣的标准不同,他不再以封建礼教中的“仁义”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而是以一种近乎简陋的仁爱与平等的观念来决定是非。显然,蒲松龄是在一种自然人学观的指引下,塑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世界。
人的“异化”。人的“异化”主题,蒲松龄的创作已有所表现、有所涉猎。正因为人变成了蟋蟀,山穷水尽的倒霉人家才得否极泰来,眼前豁然开朗,才得破涕为笑。最后的结局像春梦一般美好:田有顷,楼阁万椽,牛羊成群……。这种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异化关系、人的“异化”,正是《促织》的深刻内涵。在《促织》中,人和蟋蟀处在极端紧张、极端恶劣的关系中,仿佛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掐住人的脖子不放,在这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人竟不仅没有回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人和蟋蟀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人“异化”了,蟋蟀也“异化”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逃避灭亡的命运,只得献出“人”的庄严身份,心甘情愿地去做那样一只小小的蟋蟀。因此,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的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的第二次自我否定比第一次自我否定更为可悲。这种形式的自我否定,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人性的弱点。可见关注人的“异化”问题,本身就是对人的关注,并且是对人性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基于理性思考之上的对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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