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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钩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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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28 10:57: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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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降，儒学一统，“六经”堂而皇之地主宰了中国的意识形态，作为市井小民娱乐消遣的小说自然而然地长期处于艺术圈的边缘，小说理论的薄弱也就不奇怪了，煌煌巨制的《文心雕龙》仅有一句跟小说有关：“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作为文艺理论大家的刘勰对待小说的态度可见一斑，既未像对待诗赋那样歹U专章论述，又未脱对小说的传统认识，及至《隋书 ·经籍志 ·小说类》，仍承袭班固的老观点：“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
魏晋六朝对士大夫而言是一个充满杀戳和血腥的时代，而对于艺术而言，则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于是，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志怪”小说，在记录轶事逸闻的基础上形成了“志人”小说。这便是我国古代小说所谓的萌芽志怪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观念有所变化，即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跋》里有“以裨《汉书》之阙”的说法。于是，魏晋小说在体式上就有了“笔记体”，即把些历史传闻记录下来，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抄弓1史料作为笔记，如干宝的《搜神记》中便有一些抄录《后汉书》内容的情形；二是史书再把笔记收录其中，如《隋志》把《西京杂记》归入史部“旧事编”。这种历史和小说杂糅混淆所带来的影响，一是把那些传闻流言、神异鬼怪、轶事逸闻一概作为可以征信的史实来记载，严重削弱了史实的可信度；二是机械照录实事，导致艺术表现的严重匮乏。要言之，魏晋六朝由于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实践的缺陷，使得小说的文体学意义未能得到进一步确定，正如鲁迅所说，魏晋六朝小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④。但是，魏晋六朝小说却又不自觉地为后世小说提供了经验性的审美借鉴，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最典型的便是《世说新语》中的《周处》，该小说十分明显地将静态的历史人物作了动态化的摹写，开始围绕“人物”做文章，人物性格有了一定的演变迹象，故事虽简单，却已初具情节模式。而“志怪”小说则直接影响唐传奇，志怪、传奇合脉又演进为宋人平话中的烟粉灵怪。志怪、志人直至清末民初尚有余波。
唐代是文化环境格外宽松和自由的时代，唐代都市的繁华促成了小说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繁盛。有两种力量共同使得小说在唐代成为相对独立的艺术品种，一是源自民间的“变文”和“俗讲”；二是唐代科举取士中的“行卷”和“温卷”对小说的刺激(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八中对此有所揭示)。官方和民间的合力促进了唐人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小说创作的自觉时代始于唐，这几乎已成为不争的论断，鲁迅先生早有过经典的表述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②很显然，小说发展至唐，已基本解决了和回答了“何为小说”这一形式层面的问题，而在内容层面上，鲁迅先生则忽略了唐人小说较魏晋六朝小说在审美对象上的巨大变革。当然，唐代小说家们的小说观念明显滞后于小说创作实践，他们太多把“传奇”和“志怪”、“志异”视为同一概念范畴，如沈既济在《任氏传》的“尾语”中把传奇小说视为“志异”，沈亚之的《湘中怨辞》中的“事本怪媚”，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的“稽神语怪，事涉非经”等说法，均未摆脱六朝志怪小说观念的影响。但是，在小说的审美对象上，唐人小说已经开始关注现实中有情感的人，已经从幻化神怪的天地走向现实人生，这是小说走向现实的一种进步。尽管唐代小说在理论上的探讨依旧薄弱，但以沈既济的《任氏传》为代表的唐传奇，在小说创作实践中赋予了小说观念崭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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