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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钩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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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28 10:57: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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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小说丛话》中说“小说之妙，在取寻常社会习闻习见，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写之，而挑逗默化之。”
晚清小说理论家们还善于辨别不同文体的审美特征吴趼人详细阐述了历史小说的审美原则，他在《西晋演义序》中指出：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 涉虚诞，与正史相刺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羼入，贻误阅者。
吴趼人显然注意到了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觚庵则结合历史小说创作的现状作了具体的剖析，他在《觚庵漫笔》中将《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前者过于拘泥历史事实，“全书随事随时，摘录排比，绝无匠心经营于其间”，而后者“则起伏开合，萦拂映带，虽无一事不本史乘，实无一语未经陶冶。”觚庵的小说观念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审美高度。而将“审美”概念引入小说理论领域的是晚清小说理论家黄摩西，他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提出小说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微论小说，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
要之，中国小说观念在晚清之前经过了由芜杂到系统由模糊到明晰、由只言片语到论文著述的坎坷历程。至“康梁”时代，小说的地位陡然攀升，大有取代诗歌高位之势维新派群起“编造”小说救国的神话，于无意中与西方文学观貌合神离，客观上助中国小说逐步走向现代转型。
梁启超说：“欧洲各国在变革开始的时候，思想家和革命家们，都是把自己的经历，思想见解，用小说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小说一发表，马上就改变了全国的舆论。美、英德、奥、意、日本这些先进国家的政治越来越好，首先是靠小说的功劳。”(《译印政治小说序》) 梁启超以西方及发达国家的小说功用为参照，旗帜鲜明地把小说作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英雄。在其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里，小说更是万能的主：“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其它革命先锋的小说观念紧随梁启超之后，陶佑曾说：“欲扩张政治，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fMij,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亚荛说：“种种世界，无不可由小说造种种世界，无不可由小说毁。”(《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更为普及》)晚清小说高位呈现的是由士大夫蜕变出来的知识分子启蒙民众、改革、推翻朝廷的阵势，于是，晚清的“载道”小说首先体现出激烈昂扬的战斗性。梁启超之辈为何这般高抬小说呢?因为中国的中心文艺历来的功能就是“载道”。谁具备最大的载道功能，谁就是文艺的第一，反之，谁是文艺的第一，谁就应该而且必然具有最大的载道功能。维新变法失败让梁启超幡然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靠体制内的力量即有权势的士大夫阶级改变政治已经无望必须依靠体制外的力量即广大民众来达到目的。而唤起民众的最好方式便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从维新运动始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也如对中国小说地位的认识，大有“矫枉过正”之嫌，在西方文艺中，小说的地位居第一，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文艺观去理解，第一的就一定是最能载道的。当维新政治家把小说推为最上乘时，是中西观念的无意识融合从而使中国的文艺等级与西方在形式上接轨，他们所移植的西方文艺变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载道文艺。
晚清小说观念的致命缺陷鲜明地表现为小说载道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弱化。梁启超们的小说创作实践无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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