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文本之上的“二度”结构。热奈特的跨文本性主要有五种类型：一、互文性(引语、典故、原型、模仿、抄袭等)；二、类文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序、跋、插图、护封文字等)；三、元文本性(文本与谈论此文本的另一文本之间的关系)；四、超文本性(联结前文本与在前文本基础上构成的次文本间的任何关系)；五、原文本(组成文学领域各种类型的等级体系)。从这五种分类看，热奈特对“互文性”内涵的分析是建立在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其它文本之关联的基础之上，他的目的是促使“互文”形式化。热奈特还研究了抄袭、参考和暗示，以及“超文”中的戏拟和仿作。
孔帕尼翁1979年系统研究了最主要的互文手法一引用，他把引用当作所有文学写作的模式，他说“所有的写作都是拼贴加注解，引用加评论。”施奈德(1985)在《窃词者》中则专门研究抄袭，把抄袭的概念扩展成为互文性的主要形式。
洛朗·坚尼对互文手段进行分类，分析了文本被再次使用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各种转变形式。他不算详尽地对互文手段进行了如下分类：
A、叠音连用：即取一段文字的谐音，但词形不同；
B、省略：即断取已有的文本；
C、发挥：即通过增加潜在词义转化原文。
D、夸张：即通过夸大语言形式来转化原文；
E、语序颠倒：就是颠倒被重复或引用的句子成份；
F、改变词义深度：就是重复使用一个词或话语片段，同时使词义的深度在新的背景下得到改变。例如，单字面去理解一段原来有象征或隐喻意义的文字，或反之亦然。
二、中国互文概念的理论渊源
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历来也有不同的称呼：互文、互言、互备、互体、互参、互辞、互其文、互文见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互文”的称法有：互辞、互文、互言、互其文等。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除称“互文、互言”外，还称“互相足、互见其义、互相见、互相发明”等。唐代贾公彦《仪礼注疏》：“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曰，互文。”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称此类语言现象为“参互见义”。杨树达在《汉文文言修辞学·参互》中称之为“参互”，包括“互备”和“举隅”。
“互文”在中国最早是训诂学上的术语，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为“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就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结构单位，互相呼应，彼此渗透，相互牵连而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语言学百科辞典》39页)，或者“在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上下文中，上文里隐含着下文里出现的词语，下文里隐含着上文里出现的词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大学修辞》280页)。也就是训诂学家在注解古人著作时，指出古人在著书时，会在上下文中各省去一部分有关词语，互相包含，互为补充；今人在理解古人著作时，应该对上下文中有关词语进行互换，补足省去词语的含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古人著作的精神实质。顾炎武在《日知录·说卦杂卦互文》中就说：“古人之文，有广譬而求之者，有举隅而反三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复言山水者，意有所不尽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举六方之卦而见之也，意尽于言矣。”，意思是古人在创造文章的时候，常常举一反三，言不尽意。
再比如，儒家对《周易》解释过程中，常使用术语“互文”。周易以雷、风、雨、日四种现象开始，然后列举艮、兑、乾、坤四个卦名，表示这是卦，同时也是象，这种表达方式称“互文”。“互文”排列方式反映事物的由动至静、由显至藏的过程，即“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兑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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