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后的理论形态禅宗对国人生命智慧多有沾溉，《楞严经》将禅宗的特点用四句偈语揭出：“教外别法，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悟为体道唯一法门，强调人人都可籍当下悟解得到超升，进入光明圆觉的佛光浸沐中，“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惠能《坛经》第三十一节）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有慧根之人的点醒媒介，所谓“青青翠竹，无非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释静,释筠编《祖堂集》卷三）。当下顿悟后，顿如脱钩之鱼，顿获悬解和救赎，自此“日日是好日”（守坚编《云门匡真禅师广录》），旧世界得以刷新，天地间唱响起生命通脱无忧的欢歌,“得到禅，将使人重返青春，使春花看起来更为美丽，使山间小溪看起来更为清冷透明……当人生变得更为快乐，人以他的世界拥抱全宇宙之时，必须承认悟给我们带来了某种贵重的，具有值得为之努力的价值的东西。”[13]（P.104）灵魂自此进入阻碍尽除的自由天宇，不再受惑染烦污，这是禅宗给予人的无上福地，生命在此福地领受着宽快恬适的牧歌韵味。
　　
　　三．方舟铸就渡尽劫波——自我救赎之西方话语
　　
　　以上为东方文化之自赎策略，西方语境的人文学者也向人类出具了他们的悟解成果。卡西勒认为“艺术是对自由的表明，对自由的确认。何以故？因为艺术是从有限世界的黑暗与不可解中的解放。”（卡西勒《艺术哲学体验》）[14]（P.52）艺术被视为了苦难救赎的良策，艺术何以有此功效，这可从西人对艺术文化功能的解说来观之。西哲多将艺术视作生命的超越之具，并认为在此方面艺术起着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两者都是达到脱俗的心理状态的手段。艺术与宗教均属于同一世界。”[15]（P.54）艺术之超越功能主要体现在艺术对于时空的切换上，“真正的艺术体验，是在物理时间中，逐步抛弃物理时间的精神运动。……当艺术价值垂直地切断纯粹的时间流逝时，却把超越历史作为线索时，时间性便开始向现实世界不同的方向上升了。”[16]（P.25）艺术切断了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现实时空，营造出另一方满溢着诗意珠光和美学乳汁的艺术时空，灵魂在此艺术场中洗脱尽日久积存的悲苦烦恼等尘污俗染，培植出诗性质地和生命的超越势能，成为“进入诗境的诗人”，诗境中人出离悲剧性体验之网，起身“还乡”“归家”，归入本真境域这一精神家园中。（参 海德格尔 《追忆诗人》）[17]（P.96）
　　“尼采认为，希腊人之所以需要日神，乃是为了美化人生，赋予人生以神性的光辉和美丽的梦境，以抵抗现世的无常性和人生的悲剧性，克服个人的苦恼，用美战胜生命中固有的痛苦。”[18]（P.9）将美视作了苦难人生的脱解之具，道理何在呢？人类生命旅程始终相随的伴生物意志欲望被一些哲人认为是人性苦难的最终根源，因此救赎之道就在于将人从意志欲望锁链中解开，这些哲人认为达此目标最快捷的手段便是生命主体的审美观照，在审美观照中被欲望鞭子抽打不已的生命体得以“抛开个人利害关系，抛开主观成分，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并且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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