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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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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30 10:0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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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智地看待所谓“文化帝国主义”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全球信息化的“五个原则”：即“私营化”、“鼓励竞争”、“灵活的政策”、“开放使用”和“普遍服务”，它们是符合美国国情和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看到这些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意义：“私营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产业弱小，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更不是美国垄断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对手，无疑会被美国巨型跨国公司所吞并，最终受制于美国；“鼓励竞争’一发展中国家哪里是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对手?“灵活的政策’，——淡化国家主权的原则；“开放使用’——撤除把关人，使美国文化观念长驱直入；“普遍服务’——使美国信息直接通到寻常百姓，这无异于一张“文化入侵”的许可证。一定的理论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实践、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上述种种理论思潮，同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密切联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趋向，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虽然美国是文化强国，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传播并不能像‘魔弹’哪样让受众一击即中，它所预期的效果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曾经提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曼海姆，2000：121)这一文化学角度的论述也可以用传播心理学中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释：传播对象并非是一个没有依靠的靶子，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其进行保护，传播要对受‘个体”实现预期目的，就必须首先对他的“掩体”进行突破。
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入对中国的文化虽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表现在文化生产上，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思想在较短的时期内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文化传播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它的内在张力，能够在外民族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政治文化动荡下仍然保持着千年一脉的传统。这种早已深入中国人思想的本土文化，是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武器。即使是受本土文化教育并不多的年轻群体，他们也都处于中国文化的场域之中，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熏陶。文化帝国主义尽管能够通过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传播西方理念，但是在“选择性定律”之下，相比于中国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要实现文化上的突破也有着相当大的阻力。原因有三：首先，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有时确实对地方精英文化的利益是一个挑战，这便使得持“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地方文化的外部威胁，但其实正如我们在很多范例中——如印度、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看见的那样，地方文化领域里存在着自身的内部动力，面对压力，他们会呈现出问题意识，会主动放弃自身的僵化，而美国文化的影响有时反能成为消除地方文化窒息的解毒剂。其次，不管国际教科文组织怎么认为，无人可以证明文化产品的国际间交流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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