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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建构与超越——试论从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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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30 10:04: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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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语丝”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解构，“论语”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以及海外跨文化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中国智慧观的最终建构等三个阶段。林语堂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为幽默智慧的产生；中国文化的最终标准是生活的艺术与近情精神。这种文化观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也使其跨文化传播中国智慧的理想得以实现。
论文关键词：林语堂；中国文化观；建构与超越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将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沉睡中惊醒，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破，从此便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文化也第一次遭到异域文化的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使得自古以来有着忧患意识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从最初的“夷夏之辨”，“中体西用”之论、到后来的“中西调和”、“全盘西化”观，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逐渐酿成了一场波及全国思想界的东西文化大论战，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正是在这样一个“无人不论文化，无人不谈中西”的历史语境中，林语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解读。
一、“语丝”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解构
“语丝”时期是指林语堂作为“语丝派”重要成员，与鲁迅、周作人等并肩作战的这段时间。林语堂最初在中国思想界发出声音的时候，正值“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科学玄学论战”烽烟再起，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接过了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启蒙旗帜，发起了一场旨在以“科学”、“民主”替代封建纲常伦理的新文化运动。以近世西方思潮为标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的精神领域，一时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抑中褒西，从传统制度、伦理道德到方法论等领域彻底革旧立新，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消除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这样一股激情多于理性，变革压倒一切的时代大潮将林语堂自然而然地也卷入其中。
1923年留学归国后林语堂成为语丝派的一员，并从思考国民性开始对反思中国传统。这一时期林语堂先后写下的《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给玄同先生的信》、《萨天师语录》、《祝土匪》、《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讨狗檄文》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文章，抨击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痛斥“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文人，支持民众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林语堂则是大力提倡“欧化”，反对“国粹”。
例如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林语堂痛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而要做到“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林语堂认为必须坚持根治民族劣根性的六项原则：“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㈨t索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成了“语丝”时期林语堂的一个基本命题。
《萨天师语录》系列是林语堂这一时期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宣言书，也是他中国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在《萨天师语录(一)》林语堂又借萨天师之口，揭露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了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再次深刻反省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弊端：一是“驯服”，二乃“软弱”，三为“老化”。《萨天师语录(二)》则集中刻画了中国文明空虚、肤浅、病态的特征。《萨天师语录(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肯定了“新时代女性”的要求。《萨天师语录(四)》抨击了中国儒家所鼓吹的“王道”以及“不念旧恶”等处世之道，《萨天师[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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