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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建构与超越——试论从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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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30 10:04: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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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中认为：“幽默本是人生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时，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这里，林语堂深信，幽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成熟的标志和智慧的结晶。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性灵的飞动，个性的伸张，导致了中国人幽默感的出现，接下来林语堂把幽默一直追溯到老庄，认为老庄是“中国之幽默始祖”，而孔子也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
经过一番探讨后，林语堂不但发现了中国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条较清晰的发展线索。正如有学者说，“从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关系来看，林语堂的幽默论最能体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理解。林氏所倡的幽默之说，并不是简单地出于文人意气与一时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察和思考之上。”林语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幽默的根源，在“性灵文学”的基础上，他为幽默找到了源头。
林语堂把幽默看作是一种文化心理，并从兼容东西方文化的角度，把幽默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另一种便是对人生态度的认同，是一种凝聚着高级智慧与人生自觉意识之上的幽默。林语堂认为最上乘的幽默表示的是麦烈蒂斯所谓的“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这种智慧不是技术意义上的智慧，而是基于对人生体认上的智慧。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一文，则集中体现了林语堂成熟的幽默观。这篇文章中，林语堂打破了幽默的民族界限，突出幽默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是文明的一项特殊赐予”后来林语堂提倡用幽默去挽救世界和平，“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正体现了他对人类幽默共性的洞见。
可以说，林语堂毕生全力倡导幽默正是有感于“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由此可见，林语堂的幽默不但是他的文学观，更是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3．中国文化的最终标准：生活的艺术与近情精神。
论语时期，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日趋客观、理性与成熟。《谈中西文化》—文明确地表达了林语堂的文化观：“常人谈文化总是贪高骛远，搬弄名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而中国文化的特征则是“以人为一切学问的中心”，“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一称，才稍有凭准。”唧之后，在《谈螺丝钉》、《再谈螺丝钉》、《二谈螺丝钉》和《四谈螺丝钉》，林语堂借柳先生、柳夫人之口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文化最后的标准，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的痛快不痛快。活的疳决便是文化好，活的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而东西文化间有了这种共同的标准，就不会“因理不明，见不达，或由言语文字之障蔽，遂致不能相通”，“不复为表面上习俗不同所蔽围”。
林语堂始终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是“近情”精神，并把近情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标准：“近情精神实在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人性化的思想其实说是近情的思想，而近情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换言之，近情精神就是指常识或“庸见”，与逻辑相对立，“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这里，林语堂把近情作为一种消除西方走向极端的逻辑思维和抵抗泛滥的物质主义的重要方法。“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我们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为近于人情。我们需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和没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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