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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建构与超越——试论从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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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30 10:04: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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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五)》揭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色“讲究名正言顺、分定位安”与最终基础“传家的秘宝——正名哲学”。《萨天师语录(六)》嘲讽了“杏眼圣人”孔子“颡额的用处是磕头，足膝的用处是膜拜，喉舌的用处是要学唤主人，眼泪的用处是要泣谢天恩”一类的说教。这样，林语堂对国民性弱点、对民族精神的负面性、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批判与解构，通过宏观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彻底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
二、“论语”阶段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大革命失败后，林语堂于1927年9月辗转来到上海，开始了他自称为大荒中“寂寞的孤游”，并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进入了他创作的“论语”时期。林语堂一改“语丝”时期的“浮躁凌厉”和“锋芒毕露”，开始提倡和追求“幽默”、“闲适”、“性灵”。特别是1929年《新的文评》及《美学：表现的科学》的翻译，使林语堂进一步了解了西方表现主义美学体系，克罗齐“艺术即表现即直觉”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现代西方的表现主义美学理论和林语堂此时极力推崇的中国的性灵文学的会通，使得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开始有了重新的认识。正如殷国明所言：对林语堂来说，克罗齐的思想无疑开通了另一条思路，这不仅表现在个性意识方面的共鸣，而且启动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补性思考。克罗齐不仅加强了他自己的文学见解，而且加深了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胁的确，林语堂从克罗齐的“表现说”中，不仅吸收了西方文艺美学的长处，而且也意识到了它的弊端，并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底蕴对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自此，林语堂的思考越来越倾向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用东西方互补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化，形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构建起了他独特的中国文化观。
1．中国文化的精神：人文主义。
1932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的演讲《中国文化之精神》可谓林语堂这一时期的文化宣言。
林语堂首先强调：“中国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具体说来，“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同时，林语堂从“劣的方面”、“优的方面”、“中立的方面”三个维度对其一一予以分析并总结到：
在这些丛杂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现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接下来，林语堂继续解读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及其目标。由此，林语堂便抓住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精神要义——人文主义精神：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真义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且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标”，而“达此目的之方法”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或称“庸见的崇拜”。此后不久，林语堂便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找到了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即相同的文化价值关照客体——人，这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共同指归。自此，林语堂始终坚持他的“人文主义精神”，直至后来提倡以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来拯救工业社会中物质主义泛滥所带来的极端危害。从“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林语堂抛弃了往日的激进，开始理智、客观地评价中西方文化。
2．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幽默智慧。
1934年林语堂在《论语》上连续发表长文《论幽默》探讨中国幽默文化的传统问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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