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重修身养德，孝悌笃诚，和睦相待，对外仁德忠厚，自觉助人，与本乡民众感情十分融洽。“黎氏八骏”之父黎松安为人温文尔雅，从不装大摆架子，贫富一视同仁；乡邻造访或有事相求，从来都是热情礼遇、尽力相助；对下人宽厚仁慈，视同子女，尤其对极贫困或遭遇不测的人家，总是设身处地地持换位思考的态度而施以援手；佃农或交不起租，黎家不仅不追讨，反而会送米送布；遇到大灾大害之年，还会给佃户全部免租，并拿出一些陈谷[注: 陈谷 一、 ［明］字粟余，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与曹文炳同师孙克弘。为著色花木、鸟兽，甚工丽。 《松江志》 二、 ［清］字戬生，号山民，金山（今属上海市）人。]接济贫苦人家，因此黎家佣人及乡民对黎家大都感恩不尽，甚至有的女佣人出嫁后终生把黎家当作娘家。诸如此类，不仅见于湘潭县志记载，更流为民间美谈。或如该书作者所说，如湘潭黎氏这样的文化世家的行为，不仅塑造着自身的“文章道德”的人格魅力，也潜移默化地浸染着当地的乡土风韵，无形中承担起了地方教化的责任。他们秉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湖湘文化的神髓，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和表率，传播着、延续着民族传统的、也是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精神文明。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无疑可在中国近现代某些威震寰宇、扭转乾坤的人物身上，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精神特征，它其实更深地植根于地方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中。而作为基层民众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表率性、主导性力量，作为该地域的一种风向标式的德高望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的行为和追求，则更能生动、深刻而全面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湘潭黎家便是这样的一个湖湘文化标本。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建学校、创报纸、兴学会、办实业，促成了“新湖南”热潮，这得力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官员和开明的地方绅士的三方协作。而兼有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身份的黎松安，就在这一社会潮流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比如他认识到教育兴盛乃“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于是身体力行，先后兴办几所学校，让族人及贫苦人家的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并革新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后代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同时，这一文化世家的子弟，不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中西贯通、中体西用的行为趋向，而且共通性地立志于国计民生，走学以致用的经邦济世之路，积极面世，不喜空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黎氏八骏”不仅个个思维活跃、心怀天下、锐意变革创新，而且都成为学有专长的经国济世之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还铸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人文精神。可以说，黎氏世家以其家族一代代延续下来的道德传承、价值取向、信念追求和行为方式，为湖湘文化精神做出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的启示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关于湖湘文化的研究方面，还表现在关于民族文化的承传与文化世家的意义评价问题上。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国内学术界、文学界和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界，大凡涉及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问题，往往表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倾向。或者说，人们对当时国家贫困落后状况的不满及其某种时代的绝望情绪，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式批判和否定，往往混杂在了一起。一方面，被片面夸大了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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