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提出文化发展的三路向说，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一类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适中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二类文化。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三类文化。[2]所以按梁先生的意思，印度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类型，而西方文化是最落后的，但现正处于西方文化占优势的阶段，而由于西方文明已出现“疲蔽”，所以未来只有走“中国的路子，孔子的路子”，西方才能得救。所以世界未来文化的希望在中国。
而朱谦之虽也似其师提出文化的三路向说：（一）高地发生宗教的文化---以印度为代表；（二）平原发生哲学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三）海洋发生科学的文化---以欧洲为代表。认为印度文化是最落后的文化，中国哲学的文化虽有其优势但由于现在处在科学的文化占优势的阶段，而中国文化只注重谈心说性，&l

dquo;这种‘人的文化’，当现在这竞食的时代，实在拿不出来，其价值亦不易为世人所认识，要是勉强拿出，其结果也不过吃亏而已。”[3]所以认为只有顺应文化的发展事实，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文化有复兴的可能与希望，而到了第四期艺术的文化，这时候中国的哲学文化才能大放异彩。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文化三步骤说，按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注: “ 封建主义”本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便是封建社会。对于“ 封建社会”定义的阐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理解不同，]——奴隶主义的顺序，实际上是文化的复古主义，这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而相比较而言朱谦之则比较客观地说明了当时的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二者有个共同点是都认为中国哲学的文化必将复兴。由此便可看出朱谦之对儒学内在思想的发掘方面甚至超过了梁漱溟，但梁漱溟却是新儒家公认的先驱，而朱谦之却并未受重视。这也许是因为朱谦之更多的是以诗人的激情做哲学的沉思，里边虽有真知灼见，却终于不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史之列，而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他压根没有现代新儒家的自觉。不过这照样不妨碍其继续做儒学的传承工作。
朱谦之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状况的一个缩影，当时的许多思潮都曾经在他身上有过痕迹，而最后，只有传统儒学驻足于其身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使我们看到传统儒学对朱谦之的影响程度是如何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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