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这是由于城市服务经济行业对女性需求量增大所致。《江行杂录》可证：在临安中、下小户人家都重女轻男，倘若生下女孩则爱护得如捧珍珠，因为待其女孩长大，可以随着她的姿质，教给她一种艺业，或杂剧，或琴棋；或针线，或拆洗；或贴身伺供，或堂前摆设……女性“就业”前景一片光明，这就引动许多女性投身其中，以至有不少男子也纷纷仿学———

宋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描写宋四公在去东京西南路上的一个村酒店里喝闷酒，一妇女入酒店来，“拍手唱一只曲儿。”宋四公让她坐在跟前，“教量酒漆只盏儿来，吃了一盏酒。宋四公把那妇女抱一抱，撮一撮，拍拍惜惜，把手去摸那胸前道：‘小娘子，没有奶儿。’”……这女子打扮：油头粉面，白齿朱唇。锦帕齐眉，罗裙掩地。鬓边斜插些花朵，脸上微堆着笑容……却原来是江洋大盗“苏州平江府赵正”装扮的。以此略见宋代男扮女装为“人妖”之活灵活现一斑。

“人妖”之所以投身于伎艺表演，就是因为这一行当赚钱快，而且如果色艺双绝的话，可以赚大钱。宋《清尊录》就记述了这样一个“人妖”成长的全过程：四川兴元一市民，在路上捡一小男孩，带回家养育。夫妻俩谋划他成伎艺女，这样可售数十万钱。此后这男孩便被关闭在深屋中，节制饮食，他的肤发腰步，都加以修饰和严格的调治，待他长到十二三岁，嫣然一美女形象。这对夫妇便将他带到成都，教给他新的乐声，这对夫妇不让人见着他，人们以她为“奇货”，许多市民来求她为妻，这对夫妇一口回绝说：这女儿应当归贵人所有。他们这样一说，好事者更接踵盈门，为的是见她一面，而看一面，她便马上避开，但这一面也要钱数千，叫做“看钱”，时间长了，她的名声越传越大。有一通判慕名见了她一面，立刻神情恍惚，非要得到这女子不可，与其父讲了价钱，一直给到七十万钱，这对夫妇才将其女售给通判，通判喜不自禁，摆下宴席与贺客痛饮，并要此女子唱歌以助兴，欢闹到半夜，通判拥女进房，这时才知她是男身。通判连呼受骗，去找其父母，已茫然不觅踪迹，告官府去捕捉，也无音讯。

此事使我们清晰看到，“人妖”氛围已在社会上形成，“人妖”已具市场化，从一开始“人妖”的父母就筹谋如何训练而使之赚钱，而社会上如何调治幼男使其成为赚钱的机器，已有一套规律可寻，若节制饮食等，训练手段已花样百出，因而此少男很成功转变为会表演的女子，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而且宋“人妖”影响之大，使我们不仅在宋代还看到不少这样的例证，还从宋以后的元明清诸代不断地看到这一“人妖”的影像。

如袁枚《子不语·假女》所提供的一则“人妖”，倒像是宋“人妖”的重演：贵州贵阳一洪姓美男，自幼无父母，邻有孀妇喜洪漂亮加以抚养，使其不剃发、缠足，长至十七岁时已声音娇细，颈无结喉，发垂委地，肌肤玉映，腰围仅一尺三寸。洪男专供孀妇淫乐，孀妇死后，洪男便以“针线娘”为名，行走于楚、黔两地，十年之内，挟绣伎骗奸女子无数，至江夏时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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