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清“人妖”与宋“人妖”有所不同，宋“人妖”多仅止步以色艺行骗于世，而清“人妖”已超越此界限专以诱奸妇女为能事，这显然是“人妖”的穷途末路，而这一现象在明清则屡见不鲜。如明《五杂俎》，清《坚瓠余集》有录：成化山西桑冲，妆作妇人，就彼学女士描剪花样刺绣等项，教与任茂等七人，结帮成伙，诱奸妇女。清“人妖”更上一层楼，呈集团化、规模化倾向，如汪启淑《水曹清暇录》的“档子”(又名小班，艺伎之流)，乃选十一二岁清童，学北京妇女装扮，以唱淫词小曲为业，人家宴客，呼之即至，或溜秋波，或投纤指，撩人大笑，掷撒钱帛……清“人妖”将其丑恶的一面推向极致，“为害匪细！”人们予以“严禁”，则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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