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对建国初期北京市取缔一贯道的决策与实施情况做一比较详细的个案分析。不尽不妥之处,尚祈专家学者补充修正。
(一)北京取缔一贯道决策的制订
北京[⑤]和平解放后不久,随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总部的迁入,从此成为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全国的*中心。当时,北京迅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持稳定秩序、恢复经济、建设人民政权、肃清敌特残余、登记反动党团骨干、收容散兵游勇、清理社会闲杂人员等,积极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如何处理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会道门问题,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旧社会北京一直是各类会道门传播泛滥的重点地区,解放初期该地区可说是会道门基础深厚,成员众多,因此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它们采取了非常稳健的步骤。解放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就秘密开始了对会道门的侦察准备工作。由于此时一贯道等会道门已作好了“应变”安排,组织上化整为零,全部转入地下活动,在道徒中间又布置了一系列反调查的控制手段。而当时仓促间又难以在敌伪留下的档案中查到他们的系统情况,所以对一贯道的内幕一时无法弄清楚。市公安局遂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有重点地对一贯道展开系统深入的调查。事情很快有了进展。1949年8月,进驻东郊东坝镇派出所的调查组秘密拘捕了一位名叫高永周的一贯道“三才”,这是揭开全市一贯道内幕极为有用的一条关键线索。高永周在1946年以前曾给北京一贯道的总头子张五福当过七八年的天才乩手,对北京一贯道内的绝大部分秘密都有一定的了解。在审讯人员的精心努力之下,他很快决定将功赎罪,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陆续供出北京一贯道总坛及各分坛的名称、坛址、坛主、主要点传师、三才,以及道产、职业点等重要情况。市公安局指示各分局采取秘密的方式,对高永周所提供的本地区一贯道组织及活动情况进行核实。各分局以此为中心,开始了多种形式的秘密核实与侦察工作。
此时,中央也正在酝酿有计划地分地区、分步骤妥善解决好全国的会道门问题。在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同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进行了会谈,当时兼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司令说到,会道门问题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一贯道,其组织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党徒甚众(例如东北即有50万),下层分子多为基本群众,上层分子多为地、富、特务,*上坚决反动我们”,提出要在一定时期条件成熟后,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一贯道和某些城市的帮会问题。罗瑞卿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亦提出,今后治安工作在城市的步骤,第一步是搜捕特务以建立革命秩序,第二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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