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反动党团登记,第三步则要依据情况解决帮会、会门问题,并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群众情况、材料证据、主观力量”三个方面的准备是否充分。[⑥]在年底的召开华北五省及山东省暨省属各市的公安工作会议上,罗瑞卿部长在开幕词中再次指出,解散取缔会道门组织要充分依靠广大群众,“大体须在群众有了初步或充分发动以后,这是一般的规律,不是绝对机械的,同时亦必须看出所有步骤之间的联系性”。
在中央精神的推动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北京市公安局对会道门的调查核实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初步掌握了北京市一贯道的活动特点、组织变化、人员变动等基本情况。多少也觉察到即将遭全面取缔的命运,一贯道力图加以阻挠抗拒,开始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活动。1950年夏天,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将大乱”的谣言,一度闹得舆论大哗,人心惶惶。一贯道又利用国内外形势紧张、美国出兵朝鲜的时机,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美蒋军要重来北京”等,妄图以这些手段来搅乱人民政府取缔之前的准备工作,坚定道徒的信心,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针对会道门重新猖獗的情况,北京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一面开展专案侦察工作,揭露谣言,一面采取果断措施,于1950年6月7日一举抓捕了刘燮元、穆肇增、白秀茹等11名罪行昭著的一贯道大头目,又成功破获了九宫道李懋五等阴谋组织暴乱的重大案件,狠狠打击了会道门的嚣张气焰。[⑦]同时,市公安局加大了调查工作的进展,在1950年7月以后纠正了此前过分强调保密导致工作进度较慢的做法,开始发动群众,对一贯道进行大张旗鼓的普查,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到1950年10月,基本摸清了北京一贯道总坛和各本坛、分坛、家坛的情况,系统掌握了一贯道在北京的组织系统及大道首、二三等道首的名单和住址,对整个北京市一贯道的力量有了初步估计,并了解到一大批坛主、点传师的罪恶历史。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斗争勇气,为以后大规模的取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⑧]
对北京一贯道的调查情况,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加之全国其他地方的会道门问题也日渐突出,到1950年下半年,中央逐步加强了对会道门的工作力度。1950年10月,公安部转发了“关于山西代县重点取缔一贯道经验的通报”,以山西代县为例,指出“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一件细密的*斗争和思想斗争”。10月2日,彭真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将打击会门中的特务比喻为“肉中刺”,说“弄不好,就会伤了肉,同时要动员集中来搞,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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